北京第三中级法院，地下室一层二层都是法庭与谈话室。每层十几个房间，无一窗户，无通风口。长长曲折的走廊，一串串的大门。我的感觉是走向牢房，气闷胸闷不已。偶尔来之的律师尚且如此，常年在此的法官又如何开的好庭呢。

案件是二审，我们代理上诉人要求撤销原判。早上是谈话。谈话室约十平方米，里面一桌，六椅，占满空间。上千万标的的案子就在这审。如果当事人在场，不知该如何感慨司法的严肃呢。书记员先来，核对身份，一个带京腔的小女孩，似是实习生。然后，一女法官携厚厚卷宗而来，扎一马尾辫，端庄标致干练，不苟言笑。坐下告知，本次谈话重要，根据谈话决定是否开庭。我们与对方律师点头称是。我观点与上诉状略有修正，法官有点疑惑。我普通话又带浙江口音，只能一说再说，多次重复，法官终于明白。于是决定开庭，考虑到我们是外地律师，开庭就定下午五点。

五点，在隔壁的法庭开庭。早上的法官借了另外两个法官，组成合议庭，加上女书记员，清一色的娘子军。难道男法官都辞职做律师去了？早料到开庭仓促，我中午在宾馆火速起草了份代理词，事先提交给主审法官与书记员。下午庭审神速，基本是走程序，上午的谈话才是实质性的。我重点阐述了三个法律问题，是海派的技术流，京派的对方律师则王顾左右而言他，法官越听越觉得复杂，干脆只问她关心的问题了。此乃北京法官与上海法官风格的最大不同，前者职权主义，法官绝对主观，后者当事人主义，相对客观。庭审快速结束，疲惫的法官带着疑问出门，双方律师也忐忑不安，带着不确定性各自回去。开庭就是如此，如考试，也如赌博，宣判则是开宝。走到地面，我深深吸了一口雾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