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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财新独家报道《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：警报是何时拉响的》：“种种证据显示，在去年12月底之前，有不少于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样本被从武汉各医院采集，多家机构的基因测序显示病原体是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，这些检测结果也陆续回馈医院并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，但他们等来的是一份国家卫健委的“3号文”禁令。这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哀，也是武汉悲剧的源头之一。”
武汉疫情的扩大，与一些官僚的瞒报是分不开的。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。他们不仅自己瞒报，还打击提前预警的医生，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口行为。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，酿成国难。而细究其法律责任，却很轻。
刑法对官员瞒报疫情的条文有两条。一条针对卫生行政系统的，即《刑法》第409条规定的传染病防治失职罪“从事传染病防治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，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流行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”另外一条针对非卫生系统的，即传统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罪。刑法第397条规定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
由上可知，官员瞒报造成巨大灾难，最多也不过是判七年。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那么多冤魂？建议修改法条，加大刑罚，对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瞒报行为，可以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
备注：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 是【不报、谎报安全事故罪】：“在安全事故发生后，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，贻误事故抢救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此不报、谎报罪，一般适用于矿山等安全事故的事后瞒报，不适用于传染病的预报瞒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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