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南李昌奎，奸杀少女，摔死女弟，一审判死刑，二审改判死缓。对此，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说：“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来判处一个人死刑，这是对法律的玷污。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”。舆论曝光，群情汹涌。7月16日，云南高院对此案提起再审。李昌奎案反复，也引起了对死刑司法的思考。

一、量刑不一，说理简单

李昌奎背负二条人命，比药家鑫案杀死一人严重。两案都有自首，药自首没有被从轻，而李在二审中，因自首被免死。何以厚此薄彼？缺乏充分的法理说明。从报道来看，一审、二审的判决理由，寥寥数行字，语焉不详。而再审理由是：“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申诉，本院及时对案件进行了审查，云南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，认为量刑偏轻，应当予以再审”。也是蜻蜓点水，惜墨如金。这些，都让我们看到司法粗糙，量刑无序，说理简单，没把真正的理由，放到法律文书里，“刑不可知，威不可测”，使司法失去预测性和公信力。如果判决书能翔实的证据，精辟的分析，来以理服人，则司法能保持相对稳定性。

二、司法需要民意监督

司法独立社会，法官服从法律，很少受民意影响。我国司法不独立，而是接受政法委的统一领导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官可能不服从法律，而服从领导意志作出判决。因此，民意的监督是必须的，以来制衡权力滥用，求得公正。当然，民意的监督，不等于左右司法，其监督是有界限的、有适度的。公检法还是要依法办案，民意只是纠正错误的、不公的判决。从邓玉娇案、李庄案、药家鑫案来看，民意都发生了巨大的纠偏作用，李昌奎一案也一样，司法不能背离民众对公正的普遍期待。民意也是复杂的、多元的、感性的，其一方面监督司法，另一方面也在进行民间审判，司法机关要“以事实为准绳，以法律为依据”，既不能根据领导的意志定，也不能根据民意的诉求而定。

三、执行死刑可以考虑共管

死刑，是最重的一种刑罚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故不能不慎。在古代，有皇帝的朱笔御批，在美国有州长的特赦，在台湾死刑执行令由司法部门签发。这些都是死刑的共管，以救济错判。我们的死刑制度监督，主要是最高法院的复核，然而无论是判决，还是执行死刑，都是由法院一家独权，这样会造成监督不力，法院所承受的压力也过大。因此，以后可以考虑审判由法院决定，执行由司法部门来进行，共管死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