杭州西湖文化广场旁边，有一个六百弄的小巷子。靠近上塘路，有一个徐志摩纪念馆。是一层小楼的院子，白墙黑瓦。沿街的墙上画着徐志摩的像与诗。我曾经好奇地拍过抖音，但没有进去过。因为对徐志摩没有兴趣。他的诗是缥缈的，文章是散漫的，缺乏条理，也不实用。他对原配张幼仪不忠，怀孕期间提出离婚，冷酷无情。所以我曾去海宁盐官观潮，看王国维旧居，以及去袁花镇拜访金庸老宅，都没去看硖石镇上仓基河边的徐志摩故居。至于金庸、蒋百里与徐志摩的沾亲带故，也不稀奇。他们是海宁大户联姻，结成政治经济联盟，保持、扩大家业而已。

我对徐志摩的转变，是因他的报人身份。他当过晨报副刊的第三任主编。前两任的主编分别是李大钊、孙伏园。在办报风格上，李大钊倾向思想性（传播思潮），孙伏园倾向新文学（连载了阿Q正传），徐志摩倾向新诗（尤其是新月派的作品，最重要的是发现与提携了沈从文）。徐志摩的发刊词是《我为什么来办,我想怎么办》 说“但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，迎一合群众心理，我是不来的，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，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；我来只认识我自己，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，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，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：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，……”这是一篇有独立立场、尊重读者的文章。他的新诗无关政治，但个人的敏锐性却不逊于张爱玲。去苏联旅游几天看到很多问题。当时有很多名人拜访过苏俄，譬如罗素、罗曼罗兰、纪德。罗素拜访后悄悄写了日记。罗曼罗兰则把声明死后五十年才发表日记。纪德则公开了访问日记。徐志摩呢，在莫斯科看到托尔斯泰的书也不给卖了。回国后，在晨报掀起对苏俄的讨论，读者几度犀利交锋，结局是晨报被纵火。伤心的他，在《灾后小言》中说：“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，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”。他的办报是浪漫的诗人无意中卷入现实的政治，惹了场轩然大波，但他的报格是独立不屈的。

有一次海宁发生大火案，一个沙发厂员工做工时，不小心失火，烧了几层楼，老板涉嫌重大责任事故被抓。我因同学之邀，去海宁做法律咨询，顺便去了硖石镇的徐志摩故居。参观下来两大感受。第一建筑设计精巧。这幢1926年造的房子，中西合璧，至今仍然是豪宅。房屋是两进，两座三间二层的小楼衔接的天衣无缝。里面宽敞明亮，层高甚高如外滩建筑。每个小楼有一个天井，直达天空。两楼连接的地方，左边是楼梯口，沿着楼梯上去，二楼是一个布满房间的回廊。第二是对徐志摩的介绍，漏掉了晨报的大讨论事件。因为直到目前，他的观点还是不合时宜的。这可以理解，但介绍也不完整了。我还惊讶梁启超的证婚词，竟然当面斥责徐志摩与陆小曼，大煞风景，但想想徐志摩曾经追过的林徽因是他的儿媳，则恍然大悟。圣人本来就没有的，太史公说“何知仁义，已飨其利者为有德”，一语道尽人性。

徐志摩墓地在故居不远的西山公园。硖石镇有两山相对，一个东山，一个西山。海宁最热闹的地方原是钱塘江边的盐官镇是乾隆下江南住的地方（五四运动中被“开除乡籍”的陆宗舆也是那里人），后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大伤元气，硖石镇遂成为后来居上的中心。比徐志摩小十岁的硖石人王凡西，有个知名的《双山回忆录》，写的很不错。他眼中的硖石是这样的“我的故乡是这样的一个市镇，它是既开通而又闭塞，不偏僻却是荒寂的。地处于沪杭之间，有铁路线联络这两大都市。它是浙西的两个食米集散地之一；更有不小一个区域的农民的蚕丝，由这里收购了送去上海。所以商业资本很早统治了这个地方，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权势的人物。读书人，据说在清朝就是如此的，如果他不同时又是典当主人、钱庄老板或大地主之类，一样不为人重视。这里的传统是铜臭压倒书香，文化气息自来稀薄得可怜。上海市场的消息，几小时内就可以在乡镇的茶馆里引起风波；而北京学生们的‘闹事’，则连我们‘最高学府’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。”王凡西一生服膺托派，让人费解，不如徐志摩，在国学根底的基础上，吸收外国文化，打开一片新诗的局面。

沈从文在闻知徐志摩死讯后，连夜从青岛搭车去济南，送他最后一程。写诗：“多少人从你有活气的生活里，/贫血的脸儿皆不免泛一点微红……活下来你是一堆火，/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焚烧。”以后，又评价徐志摩“其文字风格，便具一种诗的气氛。文字中糅合有诗的灵魂，华丽与流畅，在中国，作者散文所达到高点，一般作者中，是还无一个人能与比肩的。” “死者的诗歌与散文，兼有秀倩与华丽，文字惊人眩目，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。”“死者那种心胸廓然，不置意于琐琐人事得失，而极忠实于工作与人生的态度，以及那种对人对事的高贵热情，仿佛一把火，接触处就光辉煜然，照耀及便显出一分生气的热情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