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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看到一份两律师互殴的刑事判决书，心情沉重。根据海淀区法院（2019）京0108刑初1384号刑事判决书，案情如下：樊某（律师）于2018年11月9日13时许，在海淀看守所北门外，因排队问题与周某（男，71岁，律师）发生口角后，双方互殴。樊某用右拳击打被害人周某左侧胸腹部，致周某左侧4根肋骨骨折，构成轻伤二级。法院以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樊某徒刑9个月。
两个律师，因为履行辩护职责，一个坐牢，一个受伤，是很遗憾的一个案件（没有判缓刑，说明事后也未和解）。也反映出律师的看守所会见之难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看守所配套措施没有跟上，会见室缺少，而要增加会见室，则又涉及到财政拨款、建筑改造等诸多限制，非一时所能解决。
为何以前会见不觉得拥挤，现在这么难呢？因为以前被告人聘请律师率是30-40%左右，而现在是100%（在审判阶段），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左右，而看守所还是那个看守所，当然忙不过来。会见室要增加三倍，到哪里去找房间呢？看守所的设计，本来就狭小，螺蛳壳里难做道场。所以，只能让律师排队了，轮流会见。有的律师，天不亮就自带板凳去排队了。一大早看守所门口排成长队，如火车站等候上车，甚至出现黄牛抢位。看守所接待数量有限制，每天发号会见。排在后面的，当日会见不了，次日继续排队。排在前面会见到的，也被限制时间（譬如一小时），使得律师与当事人的交流不充分，辩护质量大打折扣。
会见剧增的律师几乎都是法律援助律师。2016年聂树斌案冤案平反，社会反响很大，法院系统倍感压力。为了防止冤假错案，也是为了减轻法院的自身压力。之后，最高法院与司法部出台了《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》。其核心条款是第十一条：“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未履行通知辩护职责，导致被告人在审判期间未获得律师辩护的，应当认定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，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。”根据此条，一审的审判阶段被告人必须有辩护律师，如果没有请的，则指定法援律师辩护。
但实际上，刑事辩护的全覆盖规定，因受诸多条件限制，效果并不佳，就如王安石的青苗法，是理性主义，能言之而不能行之，执行起来变形，反而更不方便老百姓。刑事辩护全覆盖存在的问题是：第一、正常的辩护市场被打乱。刑事辩护的主流竟然是法律援助，不符合市场规律，难以有效持久。由于法律援助是免费的，当事人及其聘请社会律师的动机下降，原刑事辩护律师几乎失业。第二、法律援助辩护形式主义，走过场的很大。由于法律援助的物质补助低，一些法援律师会见一二次，庭审发言几句，就结束了（当然也有负责的法援律师的，譬如所徐州的法援李律师，就把一个指控无期徒刑的案件辩护到无罪）。第三、在认罪认罚制度下，案件的主导成为检察官（刑事案件本来应该是以审判为中心的），律师的辩护更是虚弱，有的值班律师（也是法援律师），似乎等于见证签订认罪协议的见证人，并无实质性辩护，即使想真辩，也担心不认罪反而会加重处罚。律师辩护更是不作为、难作为，有成为摆设之虞。
由上可知，刑事辩护的全覆盖仍需改革完善，提高社会律师的辩护率，降低法援律师的辩护率（保持一定的比例），增加法律援助的经费，对看守所会见室扩容，降低羁押率等，诸多条件配套了，才能有效辩护。现状与理想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。不仅法援辩护质量堪忧，社会律师的辩护效能也在下降。再看本案，两律师为了排队而争执，相煎何太急，呜呼悲哉。
话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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