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文书一般有三个内容，一是对事实的描述，时间、地点、当事人、事情的经过等，属于记叙文。二是法律适用的论辩，属于说理的议论文。三是夹叙夹议，即在论证观点的同时引用事实，是记叙文与议论文的结合。撰写法律文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但要写出一篇出色的文书，除了法律娴熟外，还须文字功底。文字的巧妙，可以吸引法官等第三人能读下去，并有所悟。如果文字干瘪，读者无趣，或认为逻辑不清，则草草读之，文书的作用就不大了。

窃以为，对于记叙文，可以使用桐城的文体。桐城派洁净、流畅，不冗长。桐城派的源头是司马迁，归有光学之，传到方苞、姚鼐。史记当然是一流的文字，鸿门宴一节写的栩栩如生、如临其境。其实，司马迁是小说笔法，真的历史没那么精彩，司马迁所写的，是唯有在现场的耳闻目睹。唐传奇的笔法也相当好，文言小说的鼻祖，蒲松龄的多篇故事亦以唐传奇为蓝本。故叙事的文体，远则史记，近则桐城，都是实用的叙事方式。

议论文则可学魏晋文。近代的魏晋文代表是王闿运与章太炎。钱穆也大赞“章太炎最有轨辙，言无虚发，绝不枝蔓，但坦然直下，不故意曲折摇曳，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，章氏文体最当效法，可为论学文之正宗。”章太炎的文章，确实是一句是一句，多短句，条理清晰。这里略解释一下魏晋文，是指魏晋南北朝中前期三国、晋朝的文，而不是后期的宋齐梁陈文，那是走下坡路了。魏晋文的特点是，骈散结合，用词典雅，说理透彻，贵族气质，高于唐宋文。其中的骈文，字数可长可短，不拘于四六。代表作有李康《运命论》、江统《徒戎论》、干宝《晋纪总论》、陆机《文赋》等。而后期的宋齐梁陈，开始严格的四六句，削足适履，限制了表达，文气不贯通，不可取。至于徐陵、庾信文则是登峰造极的文字游戏了。四六文还延续到隋唐，譬如滕王阁序，美是美哉，但典故代词多，读来吃力。于是有了韩愈的古文运动，以改革这种僵化的骈文，到了欧阳修第二轮古文运动，终于把四六骈文驱逐出。唐传奇也是受古文运动影响，以新文体来写小说，很成功。小说都是记叙文，故可学之。

夹叙夹议，是在事实与法律之间穿梭。事实的叙事还是可以桐城派的。桐城派讲究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，义理是观点，考据即证据，辞章是文采。也就说说观点需要证据来证明，而且要带有感情的文采，这样读者容易接受。对于法律的论述，譬如为何不适用A法条，而适用B法条，这种说理文，亦可魏晋文体。所以说一篇法律文书，可存在魏晋文体与桐城文体两种问题，要和谐运用，亦是不易，须长期练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