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台湾地区，嫌犯/被告是否要被羁押（关进看守所）是法官通过开羁押庭后决定的。羁押限制人身自由，是大事，要开庭决定。这次郑文灿的羁押庭就开了三次，控辩攻防很激烈，两级法院也参与其中，接受社会公评。

根据媒体报道，郑文灿是前桃园市长，在2017年的一宗土地变更事件中，被指控收取地主贿款500万新台币。该款是装入一个黑袋子，由行贿人带入郑家，塞在桌子底下。事后，行贿人与其妻的两度电话通话被监听，提及取钱/送钱之事。后因土地变更未成，钱退回。目前行贿方有4人被指控，其中3人被羁押，1人被保释。郑文灿及其律师是无罪辩护，辩称是借款，用于选举的资金。

媒体的报道，总是冰山一角或断章取义，最多是事实的草稿，不能全信，最后的事实要看证据，以及法院认定的事实。目前有罪无罪，尚难判断，只能说有受贿嫌疑。最终是否构成，要看指控证据能否形成唯一的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结论。

现在是羁押程序的三次攻防。第一次，检察官申请羁押，法院不同意，责令缴纳500万保证金后保释。检察官抗诉，高院撤销交保裁定，发回重裁。第二次，法院继续做出保释裁定，保证金上升到1200万。检察官抗诉，高院再次发回重裁。第三次法院裁定收押。这三次羁押程序庭，都是检察官陈述羁押理由，辩护律师答辩，法官最终做出决定。郑文灿请了三个辩护律师，其中一位是桃园法院的前法官。检察官出庭是两位，不依不饶，而法院的说理，议论更多。

法理上，嫌犯是否要关押，看嫌犯或被告，是否有串供/湮灭证据/逃跑/再犯的可能。这种判断是比较主观的，因为这些都没有发生，只是一种可能性。控辩要举证/论证，这种可能性的大小。控辩双方都只是建议权，法官是决定权。检察官的逻辑是举轻以明重，即送钱的都被羁押了，收钱的更应被羁押。法官有自己的逻辑。桃园法院第一次保释的理由是，既然同案被告已经被羁押了，郑就无羁押必要了。对此高院裁定认为，郑文灿政商关系绵密、人际往来广阔，显有极高政治地位及社会影响力。桃园法院第二次交保的裁定，则委婉反驳高院意旨，指出卸任市长一职后迄今已逾1年半，是否仍于桃园市政府有影响力仍有疑义。高院第二次裁定再指出，郑文灿有影响力，容易联络人。于是第三次法院裁定予以羁押。

影响刑事大案的因素，常有权力/民意/新闻监督等，但法律人的专业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环。毕竟，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，最终是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呈现。这次检察官的追诉很坚决，律师的无罪辩护也很绝，他们的观点能否被法庭采纳，则要看与其他证据是否印证，是否符合常识。从功力上看，法院的交保说理不够通透，因为官员不在职不等于没有影响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