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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税收改革: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

税收改革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一般而言,税收改革,必须开源节流,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。如果只是减税,不减员,则必拆东墙补西墙,此处减税,彼处增费,方能维持。如果减税,又减员,则会削弱统治基础,引发政治风波。所以古代的税收改革基本失败,盖封建制度使然也。

 

范仲淹的庆历新政,减员减税,但动摇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,引发政治问题,改革失败。范仲淹改革如下:“一曰明黜陟。二曰抑侥倖。三曰精贡举。四曰择长官。五曰均公田。六曰厚农桑。七曰修武备。八曰覃恩信。九曰重命令。十曰减徭役。仲淹以天下为己任,裁削幸滥,考核官吏,日夜谋虑兴致太平。然更张无渐,规摹阔大,论者以为不可行。及按察使出,多所举劾,人心不悦。自任子之恩薄,磨勘之法密,侥倖者不便,于是谤毁稍行,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。”

 

王安石的变法,没有减员,其变法最终只是与民争利。司马光反对他说“天地所生财货百物,不在民,则在官,彼设法争民,其害乃胜于加赋”。王安石自我辩护说“为天下理财,不为征利”。王安石的变法如下:“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,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。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。而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均输,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役相继并兴,号为新法,遣提举官四十余辈,颁行分下”。

 

显然北宋朝廷喜欢王安石的变法,既不动摇家天下,又能增加国库,但鱼肉与熊掌不能兼得也,变法只能是折腾。范仲淹、王安石都失败是历史的必然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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