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月24日，最高法院关于新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公布。《解释》自2013年1月1日起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步施行。其规定诉讼参与人、旁听人员不得通过发送邮件、博客、微博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。该条体现了最高法院的部门利益，即不愿意受即时的公开监督。平心而论，不许诉讼参与人（主要是指律师）进行微博直播有一定的合理性，因为律师在法庭上不能分散精力，其次律师微博内容代表当事人的利益，有立场片面性，但是禁止旁听人员的微博直播，显然是无理的，因为旁听人员的即时传播庭审，实际是展现公开审判，旁听人员的所见所闻，是其莅临庭审的感受，只要直播的是事实，就是言论自由，而如果直播歪曲事实，则事后追究责任也不迟。所以，一刀切禁止一切直播，只允许法院认可的新闻记者报道，本质上是只想报道法院想报道的内容，而逃避公民监督，指导思想还是暗箱操作。

司法解释的弊端由来已久。本次新刑诉法修改后，条文为290条，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即《刑事诉讼规则》达708条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条文达548条，多如牛毛的解释，导致枝条重于主干，喧宾夺主。与其如此繁冗解释，不如立法精密，让解释的一些内容尽量并入道法条中去。其次，司法解释经常僭越刑诉法，譬如规定刑事案件可以撤诉等，完全超越了法律规定。这等于是把代表全民意志的法律，通过解释转为为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家法，实质性架空了刑诉法。尤其是最高检的司法解释问题更大，因为检察院作为公诉方，是代表政府的原告，又是司法解释者，等于既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，如此强势，使得刑事辩护举步维艰，当事人一旦被指控，无论是否真的有罪，很容易陷入牢狱之灾。

司法解释的本意是，统一对法律的理解，以避免同案不同判，所以其存在有必需性和合理性，但是滥用司法解释权，则是根本上破坏了法治。真正的司法解释，只能是在法律框架内，最高法院对法律作出合乎法律目的的正确解释，而最高检不应当享有司法解释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