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中国青年报，焦作一对访民夫妇，被截访中，持刀刺死警察，涉嫌故意杀人。事后，常玮平律师介入，申请会见。焦作警方先将常律师作为证人，予以询问，遭拒后，又以“故意杀人罪”嫌犯身份传唤常律师，以获取其与访民的联系资料。此事，相当离谱。辩护律师在办案时，居然被指为证人，甚至嫌犯，并被要求提供委托人的相关资料，是迫令律师背叛当事人，有摧毁律师制度之虞。

先说程序问题。本案离奇发生，凸显刑诉法程序规定疏漏。警方既是被害人同事，又是办案机关，或因复仇之心，而对律师对立，甚至滥用权力。故应集体回避，由其上级管辖，或者指定其他侦查机关管辖为宜。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伪证罪，规定为其他侦查机关承办，即是其理。可惜法律尚无明确的回避规定。

再说证人问题。刑诉法第46条规定“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，有权予以保密。只有知悉委托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时，才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。”此条，即律师免予作证、不予告发规定。之所以如此规定，是为了保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信任关系，维系律师制度的存在。如果允许律师告发委托人，那么哪个委托人敢请律师呢？律师制度将失去根本。同时刑诉法第42条也规定，律师不能违法帮助嫌犯，否则追究律师伪证责任。此两条法律，相辅相成，保障律师合法办案，又追究违法办案责任。因此，律师合法辩护时，不存在所谓的证人身份。

再说律师的嫌犯身份。本事件中，警方指控辩护律师是“故意杀人罪”的嫌犯，其意是迫使律师提供委托人的相关资料。这同样是在侵害了律师的保密特权。如果指控成立，那么所有的律师，都是委托人的共犯了，荒唐之极，毋庸多言。警方谬论的基础是，律师首先是公民，要尽公民义务，而不知特别法优于普通法，律师对委托人的免于作证、不予告发是律师的特权，必须首先受到保护，而不能作为普通公民对待。

最后探讨一个法理问题。即律师保密义务的时间，是否以正式聘请律师为界限？一种意见认为，聘请之前，案件未发，律师无辩护人资格，故无保密义务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，委托人提前咨询或者预聘律师，即使未案发，律师也有保密义务，何况后来案发？！对此，应充分讨论，总结经验，制定相关的细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