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 “代购印度抗癌药第一人”陆勇，因涉嫌销售假药罪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据悉，陆勇患癌，所服用的“格列卫”抗癌药，一盒售价2.35万元，而在印度，同样的药，只要4千元，价格悬殊，因此代购，从而涉罪。

刑法第141条规定，生产、销售假药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。假药的认定依照《药品管理法》的规定。《药品管理法》规定，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、进口的药品，按假药论处。因此，从表面上来看，陆勇是涉嫌销售假药罪。但仔细分析，则非也。

其一、刑法第13条规定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。”换言之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不算犯罪。代购的低价药救死扶伤，又何来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呢？其二、未经批准进口药品，扰乱了医疗市场，可以予以行政处罚，但毕竟药品是真的，又怎能定为假药呢？就好像走私的苹果手机，也是苹果手机，不会因为是走私而成为假苹果手机。所以刑法在解释“假药”时，要实质解释，不能形式解释。就如唐律疏义，对用药的实质解释。其第39条规定“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、针刺，误不如本方，杀人者，徒二年半。【疏】错误不如本方者，谓不如今古药方及本草。”其三、法律不能强人所难，对癌症患者不能期待其散尽家财去买高价药。在面临生死境地，人性本能是选择购买低价药以求生。所以定代购者为犯罪，也缺乏期待可能性，其主观有情可原，不宜定罪。

这个案件，也深刻反映了中国畸形的医药制度。穷人没有医保，买不起药，只能等死乎？而此时，刑法再去处罚代购低价抗癌药者，则是不正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