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发生在对岸的一个有争议案件。一岁半的可怜男童凯凯，父亲失联，母亲入监，外婆无力抚养。于是在新北市社会局的介入下，委托社会儿童基金会安排寄养。由刘姓姐妹照顾男童，基金会派出社工陈某作为联系人，负责定期访视。基金会所托非人。刘姓姐妹虐待凯凯致死，一个被判无期徒刑，一个被判有期徒刑18年。联系的社工陈某被法院认为是实质保护证人地位，有协同监督两姐妹的义务。其失职被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罪，被判两年有期徒刑。

判决以后，对社工是否构成犯罪，仍有争议。社工是基金会的指派人员，作为一线人员承担了基金会与她个人的所有责任，并被判刑，是否公平？

刑法上，涉及因果关系的理论。男童是被两个照护人虐待而死，这是死亡的直接原因。毫无疑问，虐待与死亡构成了因果关系，所以两照护人均被判刑。而社工作为联系人，有监督的职责。假如监督到位，及时报告，而非盲目相信两姐妹的话，是有可能挽回男童生命的。社工对男童的死亡，负有间接的因果关系。关键是，该间接的因果关系，刑法是否要去制裁？社工是基金会的指定联系人员，她的所作所为是职务行为。以民法角度而言，社工代表社会组织，应是社会组织与她一起共同承担侵权责任。社工的失职责任，应该由社会组织与社工来一并承担。

本案追究社工的刑事责任，而没有考虑到她是代表社会组织的行为。在因果关系上，也是一种不完整的因果关系。完整的因果关系是，社会组织与社工对男童之死都有间接的因果关系。刑法罪刑法定，不能追究社会组织的刑事责任，而只追究社工的刑事责任，是扩大其个人的因果关系，并不公平。

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常识，推定原因与结果的联系，但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法定标准。实际上是司法人员的内心确定。而司法人员的内心确定，也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。实践中，直接的因果关系容易认定，间接的因果关系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，并无明确标准，而往往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。司法不是简单的数学题1+1=2，而是充满了社会的博弈。在可能追究、可能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，司法具有不确定性。说追究的人多就会追究了。法律就是如此，最终还是事在人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