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一则新闻：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在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法院正式成立，是全国法院系统首家研究商鞅法治思想文化的机构。读后，第一个反应是：商鞅哪来的法治思想？

一、商鞅带来的是什么

商鞅本是卫国公族的旁支子孙。年轻时在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做家臣，学李悝之术——李悝在魏国编定的《法经》六篇：盗、贼、囚、捕、杂、具，是第一部成文法典。公叔痤死后，商鞅带着这套东西西入秦国，说动秦孝公，两次变法，把《法经》改造成秦律，又叠加了一整套控制人的技术：什伍连坐：五家为伍，十家为什，互相监视告发，一人犯罪，同伍连坐，知情不报者腰斩；军功爵制：以杀敌首级论功授爵，把百姓变成一台战争机器；重农抑商、燔诗书：把人固定在土地上，限制流动与见识；住宿登记（照身帖）：没有官府文书不得留宿旅店。

这些制度合在一起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让秦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、控制、驱使百姓，去打仗、去种地、去互相监视。经济上，商鞅信奉管仲"利出一孔"的思路——所有的利益出口都收归国家一处，百姓求生存、求上升，就只能听命于君主。这套东西后来成为两千年专制制度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。

效果确实立竿见影：秦国迅速强大，最终统一六国。但代价也同样清楚：秦朝二世而亡，商鞅本人也被自己一手建立的住宿登记制度困住，想逃都逃不出去，车裂而死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给出的评语是"其天资刻薄人也"。

一个连自己设计的制度都逃不过去、最终不得善终的人，他所建立的这套东西，究竟应该叫"法治"，还是专制？

 二、"法治"二字，本质是约束权力，人人平等

现代意义上的法治，核心是"法律面前人人平等"——法律用来约束权力，保护每一个人不受权力的任意侵害。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概念：法律是缰绳，套在权力的脖子上。

商鞅的这套东西恰恰相反。法律是君主手里的鞭子，用来抽百姓身。制定法律的人不受法律约束，法律的唯一功能是让百姓更好地被统治、被驱使。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：法律是工具，握在权力的手里。

这两者名字里都有个"法"字，实质却是两回事，甚至互为反面。把商鞅的这套统治术命名为"法治思想"，是用一个好听的现代词，去给一套古老的专制术语镀金。

三、"刑上大夫"能证明商鞅讲法治吗？

商鞅也不是一无是处，挑一挑，也能挑出亮点。最常被提起的是，他执法不避权贵：新法推行一年，太子驷犯法，商鞅说"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"，虽不能刑及太子本人，却处罚了太子的老师——太子傅公子虔受劓刑（割鼻），太子师公孙贾受黥刑（脸上刺字）。这在当时确实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，也常被后人拿来当作商鞅执法平等的证据。

但仔细看，这件事的性质和现代法治里的"平等"不是一回事。它平等的对象，是贵族与贵族、大臣与大臣之间——是权力内部为了推行新政、震慑旧贵族而做的一次杀鸡儆猴，惩罚的也不是太子本人，而是替罪的师傅。它从未触及、也从不打算触及君主本人：商鞅的整套设计，从一开始就是把国君摆在法律之外、之上的。用一棵大树打个比方：树干歪了，商鞅只是让枝叶暂时保持了一点平衡，这棵树本身要向哪个方向倒，从未改变过。这种"平等"，意义有限，算不上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平等。

四、章太炎的辩护也站不住脚

章太炎曾为商鞅辩护，说商鞅是法家而非酷吏，区别在于：商鞅的目的是治国，酷吏的目的是媚上。这个说法乍听有道理，细想却站不住脚。秦国本就是秦君一人之国，"治国"与"媚上"在那个制度框架下根本无法真正分开——商鞅推行新法，最终服务的仍然是秦君一人的权力与意志，无非一个是间接的效果，一个是直接的手段，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。商鞅所做的一切，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如何更有效地管住、驱使、榨取百姓的力量为君主所用，而不是维护、伸张百姓本应享有的权利。这样一套东西，无论换多少个好听的名字，都和法治沾不上边。

五、法院该做的事

法院是审判机关，本分是把案子办公正、办扎实。把商鞅这样一个用严刑峻法、愚民弱民、最终身死族灭的历史人物当成"法治思想"去挂牌，不仅是学术上无聊，也容易在无意中传递出一种危险的暗示：把专制驭民之术，当成了法治文明的先声。商鞅作为一个法家，代表历史上的一个流派，当时有存在的合理性。可以研究，没有问题。但现在加上“法治”两字，反而让他名不副实，不伦不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