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红霞事件，本质是性贿赂，即包工头送上美女，供官员享受，以取得好处。而一旦官员不从，则包工头转为以视频要挟，迫使官员就范。官员为自保，不惜滥用权力。以上涉及三个法律问题：性贿赂，敲诈勒索，滥用职权。

性贿赂本质是权色交换，现实中很多，但刑法没有入罪。因为，就如康德所说“人是目的，不是手段”。如果性贿赂入罪，则将人等同于工具了，不符合人权。所以性贿赂只是美人计或道德范畴。赵红霞事件的困惑也在此，因为不能定性贿赂，而转为他罪有所牵强。

敲诈勒索罪是指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，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。该罪自古有之。譬如唐律疏议第285条规定“恐喝取人财物：诸恐喝取人财物者，口恐喝亦是。准盗论加一等；虽不足畏忌，财主惧而自与，亦同。展转传言而受财者，皆为从坐。若为人所侵损，恐喝以求备偿，事有因缘之类者，非。【疏】议曰：恐喝者，谓知人有犯，欲相告诉，恐喝以取财物者。计赃，「准盗论加一等」，谓一尺杖七十，一匹加一等，五匹徒一年半，五匹加一等，三十五匹流三千里。恐喝取财，无限多少，财未入者，杖六十。”

可见敲诈勒索是财产性犯罪，是被害人因恐惧而交付财物。刑法上的“公私财物”可以理解为被害人可以处分的公私财产。因此赵红霞事件中，如果官员出财的，则属于敲诈勒索，如果官员没有出财，而是滥用权力，之后甚至与包工头分赃的，则难谓敲诈勒索了。因为勒索的直接对象是官员的权力，而非官员财产，固然权力可以转化为财产，但已是很间接了。而官员为了自己，出卖公共利益，这个行为是滥用职权。

刑法规定，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，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。官员因被视频要挟，不得已将工程发包给包工头，或是让包工头“以合法的名义，取得非法的利益”，则是典型的滥用职权。所以本事件，定敲诈勒索罪有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