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社会，两个行业天生爱自由，一个是记者，一个律师。记者报道事实，律师法律援助，一个社会问题或许就解决了。久而久之，律师与记者也成为好朋友。我最喜欢记者可儿，未曾谋面，但见字迹娟秀，虽非出自书香门第，亦是农耕雨读之家，深知民间疾苦。

这次，可儿给我帮了大忙了，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信中是一个县政法委书记父母的地址。我当着大一堆人的面把信打开，告诉他们有贵人相助，去这个地址拜访领导父母求情试试。于是，白发苍苍的当事人父亲去了，拿着一叠材料与土特产去的。领导父母被不速之客吓了一跳，但见老乡并无恶意，始放心，寒暄而散。接着，我当事人的“敲诈勒索”的指控撤销了。当事人家属把可儿作为恩人，感谢那封功德无量的来信。

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是一农村的生产队长，好打不平。该县有家上市的化学公司，是纳税大户，老板是县领导的座上宾。化学公司污染不断，队长村里鱼塘翻白，桑树枯萎，癌病丛生。队长坐不住了，带了几个村民，去公司讨个说法，要么停止生产，要么赔偿。双方谈了几次，无果。最后老板说愿意赔偿三十万，但要队长去签个字。队长签完字，马上被拷住了，罪名是敲诈勒索，直送看守所。当事人父母到上海找我这个金律师辩护。这种案件又有什么可以辩护呢？只要有常识的，都知道无罪，因为当事人的索赔是正当的民事赔偿，并无非法占有目的，而且化工厂污染所造成的损失，岂止三十万，三百万也不够。当然，办案人员大抵是听领导的，当事人是流水线上的鱼肉，一路被刑事拘留、被逮捕、被审查起诉、被提起公诉。

开庭那天，我问了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队长，你们谈判几次，以及时间地点？队长说五次，都是村里或公司会议室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反问给诉人，天底下有谈判五次，签订合同的敲诈勒索吗？可谓空前绝后也。对方不语。法官继续审判。旁听的领导则坐不住了，借故离开，窗外是村民的怒吼声。公诉人还是挺机灵的，马上换了角度发问，试图论证敲诈勒索不成立，但扰乱社会秩序成立，法官很默契。我反对改变指控，但反对无效，程序走完，等候判决中。

于是有了开头的这封信，还有不差的结局，村民欢天喜地，我如释重负。可儿把整个事件都报道了，还给县领导一人寄了一份报道。不知道县领导看到了否，但收肯定是收到了。后来，有一天我碰到可儿，看上去不像写犀利报道的，更似温柔可嘉的小家碧玉。几杯红酒下去，她纳闷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何村民感谢我写了一份信？她没写过。我说，我知道是谁写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