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读古代法律，与以前读中国法制史的感受大不同了。学生时代，对法制史大为头痛，且觉得没有意思，为了考试，不得不死记硬背。而从事法律久了，则觉得古代法律，还是有合理之处的，尤其是传统犯罪的斗讼、六杀、六赃等规定精巧，情理法融合，立法技术比现在还先进。

1、法律，作为文化是一脉相承的，从李悝的法经，到商鞅的秦律、萧何的汉律、魏律、晋律、唐律、宋刑统、明律、清律等，是薪火相传的，乃至于民国的六法全书，譬如窃盗、强盗、诈欺等术语，都是继承，到了新中国，以苏联为师，刑法才另起炉灶，别成一格。

2、唐律是集大成者，而之前的法律都佚失了。如果谁能从古代文献、地下文物或海外博物馆、日本、朝鲜古籍中发现唐之前完整的法律，则功莫大焉，那将一个巨大的发现和贡献。汉律中早就有公罪、保辜、受所监临、戏杀等本以为唐律中才有的东西。唐朝以后的法律，现在都还有，但大都是修修补补，就如宋诗是不能逾越唐诗高度的。

3、执行法律是要解释的，汉代就有春秋决狱，而最出名是注解是晋代张斐（fei，不是张裴裴）和杜预，可惜他们的注解也遗失了，只留下零光片羽，但也精彩。张斐说：“其知而犯之谓之“故”，意不以为然谓之“失”，违忠欺上谓之“谩”，背信藏巧谓之“诈”，亏礼废节谓之“不敬”，两讼相趣谓之“斗”，两和相害谓之“戏”，无变斩击谓之“贼”，不意误犯谓之“过”，逆节绝理谓之“不道”，陵上僭贵谓之“恶逆”，将害未发谓之“戕”，倡首先言谓之“造意”，二人对议谓之“谋”，制众建计谓之“率”，不和谓之“强”，攻恶谓之“略”，三人谓之“群”，取非其物谓之“盗”，货财之利谓之“赃”，这些解释，比较精确定义了术语。杜预说“法者，盖绳墨之断例，非穷理尽性之书也。故文约而例直，听省而禁简。例直易见，禁简难犯。易见则人知所避，难犯则几于刑厝。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，伸绳墨之直，去析薪之理也。”——这段话，有罪刑法定的意思，法律不是穷究一切的，事实上也没法穷究一切，而是如鞋子，套上了就是违法，套不上就不违法，这样法律有明确的可预测性，便于遵守。至于唐律疏议，是长孙无忌主持的，实际上是集体的功劳，而且当初是为给唐朝法律的科举考试给予一个标准，而唐律也因疏议的出色而流传下来了。目前的唐律疏议版本是502条，也不一定是永徽期间的，或是稍在其后，我赞同唐律疏议是500条说，还有2条，大概是流传中抄错了。

4.法律也须中庸，如果重刑，往往过犹不及。譬如隋文帝“盗一钱以上皆弃市，行旅皆晏起晚宿，下懔懔焉”。隋炀帝“天下盗贼以上，罪无轻重，不待闻奏，皆斩。百姓转向群聚，攻剽城邑，诛罚不能禁。九年，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，自是群贼大起”。可见，刑罚不是万能的，罪行相适应才能发挥作用。正如贝卡利亚所言，刑罚不在于严酷，而在于不可避免性。历史上好的法律，泰始律、唐律，大抵是宽简周的，朱元璋的明律严酷，也不见得盗贼与贪官少去了。所以，要正确看待法律，适当运用。

5.从司法实务来说，百分之百执行法律，而一点不违法，应该是做不到，就如德肖维茨在《最好的辩护》中说，违法取证是往往很有效的。所以，或许违法是一种必要的恶，就好像合同总是要违约的，我们不能过于理性化，重要的是控制住恶的范围，譬如坚决遏制刑讯逼供，但对于审讯手段，则有审讯科学与诱供之争，这种争议和博弈永远不会结束。再看《吕氏春秋 义赏》，孔子也赞同，诚信为本，但有时也得要用一些手段。原文节选如下：“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於城濮，召咎犯而问曰：“楚众我寡，柰何而可？”咎犯对曰：“臣闻繁礼之君，不足於文，繁战之君，不足於诈。君亦诈之而已。” 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，雍季曰：“竭泽而渔，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鱼；焚薮而田， 岂不获得？而明年无兽。诈伪之道，虽今偷可，后将无复，非长术也。”文公用咎犯之言，而败楚人於城濮。反而为赏，雍季在上。左右谏曰：“城濮之功，咎犯之谋也。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，或者不可乎！”文公曰：“雍季之言，百世之利也；咎犯之言，一时之务也。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？”孔子闻之曰∶「临难用诈， 足以却敌；反而尊贤，足以报德。」文公虽不终始，足以霸矣。 ——当然，诚信才是长久之计，小手段是一时所需，但也可见是必不可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