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助理很羡慕刑事辩护能赚大钱，而且律师的会见权又是律师的唯一职业特权。多次向周律师要求参与刑事辩护。刚好，这次有个诈骗案件的家属找上门来请律师。家属的要求是，先找个律师去会见一次，费用五千。目的是了解一下嫌犯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如何情况，以及家里的一些急事处理。听上去，家属只是想找个生活律师（不是主打辩护的，而是生活信息沟通）。于是周律师就叫李助理去见一次，做个会见笔录，笔录给周律师看后，再与家属沟通。

李助理兴冲冲地去会见，把会见对话事无巨细记下来，整整五大页，主要是侦查机关对嫌犯的讯问，以及嫌犯的回答。后面的三个问题则是家属要求的。分别是：第一，在看守所里面是否送衣服以及汇点生活费。答，需要衣服两件、汇款一千。第二，家属问你某银行账号密码是多少？他们要取钱还贷款。答，好像没有贷款啊，但还是把密码说了。第三问是家里的一辆车如何处理？答，反正没人开，可以卖掉。

李助理知道案情是不可以告知家属的，私事则无妨。没想到，周律师看了笔录后说，只能告知第一点，第二点第三点均不能告诉。因为第二点可能涉及转移资产，万一账户里面是赃款呢？第三点则可能湮灭证据，万一车子或车内东西有证据呢？李助理听后吓了一身冷汗，但还是根据周律师的意见告知家属。家属听后怀疑，对方只说了这么一点吗？还没有其他问题？李助理只能说，没有了。

过了二周，家属要李助理再去会见一次，费用也是五千。要求也不高，就是带一句话进去“你在里面呆着，表兄没事”。李助理把情况告知周律师，周律师说，这涉嫌串供啊，等于告知嫌犯不要对表兄招供。李助理又是一惊，做律师的风险真的无处不在，随时可能卷进去。再想想自己的笔录记得那么详细，若是被看守所的高清摄像头识别，岂非等于被监听了（法律规定，律师会见可以视频监控，但不能监听律师与当事人的对话）。李助理准备断然拒绝本次委托。

不料，周律师此次却还要她去会见，说送来的钱，何必过意不去。你去正常会见，不带话，不泄秘即可。果然这次，李助理又长见识了。因为侦查人员在获悉嫌犯有律师后，就问嫌犯，是如何找到律师的？律师费多少？律师辩护的方向是什么？律师有没有教你有些事不要说？周律师听后道，侦查人存在不当讯问，讯问的内容与案情无关，是在刺探隐私了。李助理左思右想，最后对师傅说，她不是做刑事辩护的料，暂时不做了。

周律师把众多助理召集起来开了一个简短的会，说，业精于勤荒于嬉，每个人选好专业发展。刑事辩护责任重大，要多年积累才能做。就李助理碰到事情，特别是不当讯问在实践中很突出。律师在阅读笔录时，不能只看字眼，还要查证笔录是如何形成的？当事人说的与记的有无不同？这些问题是如何被讯问出来的，讯问时有无不当？如有疑问，还要勘查讯问的录音录像，进行对照。我国大陆地区的刑诉法规定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、引诱、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。我国台湾地区的刑诉法也规定，讯问被告应出以恳切之态度，不得用强暴、胁迫、利诱、诈欺、疲劳讯问或其他不正之方法。不当讯问的笔录是可以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。最后引用案例说，今日一台北前副市长去法院勘验其被讯问的录音录像时（包括是否有不当讯问），其妻轻生。司法机器一旦启动，就不仅仅是当事人的自身安全与自由，还涉及到家庭与社会，法律人能不任重道远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