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，华裔神探”李昌钰在南京三江学院，作“从世界名案看能力培养”的主题演讲。他点评了南京银行枪击案，说“这个案件的问题在于有很多可能，嫌犯从长沙一路畅通跑到南京，然后又能逃脱，一方面说明他反侦查能力强，一方面也可能有人在掩护他。我们要做一个时间和地点的分析。他的交通工具究竟是火车、汽车还是飞机，要做一系列的分析。”

他说“破一个案件通常从四个方面着手，物证、人证、资料库、运气。破案像一张桌子，有四个脚，缺一个脚都是不行的。”李博士认为运气也是很重要的，没有运气就像缺一个脚，还是不行的。“假如他经常换衣服，那他的衣服在哪里？假如知道他生活的场景，身上的煤灰、花粉啊，用这些去分析他可能居住的地方”。他强调，在分析之前要找到嫌犯的衣服，没找到衣服就没法分析。

很赞同李博士办案的“桌子理论”，律师办案也完全可以借鉴。律师办案，一般涉及事实和法律适用两部分，按王泽鉴的说法，是在“事实与法律之间穿梭”。对于事实要以证据说话，包括证据的取得和分析。通常证据，就是物证和人证两大类，物证比较固定，而人证容易变动，因此律师盘问和反盘问证人需要高超艺术。而资料库，则是法律的适用，包括法条和先前案例的查询比较，这点德肖维茨是很重视的，他甚至说案件的胜负不是决定在法庭上，而是在图书馆，可见准备、分析之重要。事实上，律师的价值体现，也就在于根据案件的特殊性，从而找到最适合的法律。至于运气，办什么事情都要运气，办案也不例外。通常，案情是在变动的，律师周旋与本方当事人、对方当事人及其律师、以及法官中间，每个人的想法改变，都会影响案件进程，这些不确定的因素，也也可以说是运气吧。总而言之，律师办案要细心观察和人性洞察，从观察中取得证据，看清事实，而从人性中看到纠纷的本质。。

李昌钰还点评了福尔摩斯，说福尔摩斯“神话”了刑侦。比如在某一篇小说中，福尔摩斯在窗台上发现一根毛，立即拿出放大镜进行观察，之后作出判断：是黑猩猩，是母的，是从非洲来。李昌钰说：“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本领，我只能告诉你那是黑猩猩的毛，也没法告诉你它怀孕三个月了。”放大镜只能把羽毛放大，是看不出来具体的组成元素的。福尔摩斯在破案时经常运用推理演绎逻辑，很少用归纳法，而现在的刑侦鉴识工作所用的化验方式是多元化的。福尔摩斯用个放大镜就能看到里面的元素，从科学的角度，一部分可以，一部分不可以，还有一部分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。“李昌钰说，福尔摩斯是一个抽象的人，书中涉及的物证也比较抽象，而自己是个有血有肉有感觉的人，不是每个案子都可以破案，而且破案时是一个团队的打拼过程。

我觉得李昌钰能成功办案，除了天赋和勤奋外，很大的一部分是依靠美国的现代科技，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，很多事实，可以技术分析后推理出来，而这点中国还很落后，办案还是靠“口供”，其实没有科技，对“口供”的真伪也是难以辨别的。破案和审判，都是对以前事实的还原，理论上是只能无限接近，不能完全还原，但是在理论上，案件或纠纷发生时，其时间、地点等信息是独一无二的，如果撒谎总能被击破的。所以，侦探和律师的工作也是双重的，一方面是发现事实，一方面是击破伪证。这些，也都是要运气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