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7日，广东高院改判郭利敲诈勒索案无罪。但此时，郭已坐满五年牢。郭是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“结石宝宝”的父亲，因女儿受害，向厂家索赔。第一次索赔得40万，第二次索赔300万未得，而被指控敲诈（未遂），被潮安法院判刑入狱，潮州中院二审以及再审均维持原判。本次广东省高院再审认为，从本案发生、发展的过程看，尚不能认定郭利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。该案审判长表示，消费者可选择通过媒体对产品质量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维权。郭利不具备实施要挟行为的条件，不足以认定构成威胁、要挟。

本案，一个民事纠纷被司法滥用为刑事案件。而且敲诈勒索罪的被滥用，不止在民事维权领域，在上访补偿领域也被滥用为敲诈政府，荒谬之极。按，敲诈勒索是指无事生非的敲竹杠，若是事出有因则非。故唐律疏议第285条规定：诸恐喝取人财物者，准盗论加一等（虽不足畏忌，财主惧而自与，亦同）。若为人所侵损，恐喝以求备偿，事有因缘之类者，非。【疏】议曰：恐喝者，谓知人有犯，欲相告诉，恐喝以取财物者。虽不足畏忌，但财主惧而自与财者，亦同恐喝之罪。「若为人所侵损，恐喝以求备偿」，假有甲为乙践损田苗，遂恐喝于乙，得倍苗之外，更取财者，为有损苗之由，不当恐喝之坐，苗外余物，即当「非监临主司，因事受财，坐赃论」科断。此是「事有因缘之类者」，非恐喝。——可见，即使在古代，民事与刑事的界限也是分明，如有正当理由，哪怕是多要，也非恐吓取财，而是不当得利而已。

就本案而言，“三聚氰胺”厂家侵权，被害人去索赔，天经地义，是行使民法上的权利。至于被害人开价多少，是被害人的权利，如果厂家觉得不合理，完全可以不赔偿，而上法院处理。即使被害人以曝光产品质量为筹码，也是消费者揭露质量之权利，并非违法行为，而厂家甘愿花钱了事，作不道德的私了，还是事出有因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并未触犯刑法。所以消费者的天价维权，终究是民事纠纷，应以民事解决。再者，天下哪有多次谈判，并且签订协议的敲诈呢？既然是谈判签约，则是自由意志的签约，作为厂家，如果不愿，完全可以不签约。产品有质量问题，厂家本就不该签订这种为掩盖质量问题的协议，此有悖公序良俗，而之后又去报案指控敲诈，则更是无稽，若真是敲诈，签约岂非同谋？所以此类案件，无论法理、常理上都不构成犯罪，但案件还是被起诉、被判有罪了，足见司法之水准尚待提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