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案的判决说理，难服人心。

其一、既认定交通肇事逃逸，且有事后利用警察职务伪造证据的恶劣情节，为何不按“逃逸”判罚？根据刑法第133条第2款的规定“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本案量刑3年，是交通事故逃逸的最低刑，失之于轻。

其二、在肇事后，于另一路段制造假事故现场，为何未定罪？通常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认为，交通肇事是重行为，为逃避交通肇事处罚而伪造证据的行为是派生的轻行为，重行为吸收行为，故不再单独处罚。但其实，该交警利用其职务派生的伪证行为，严重妨碍司法公正，其社会危害性甚至比交通肇事罪还重，因此完全应该以滥用职权罪单独处罚（注：刑法尚无当事人伪造证据罪的规定）。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出，刑法理论的不足，不如英美法系对每个违法行为都单独指控清晰，而这种刑法理论的缺陷，给权力的操弄留下了空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