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点符号的出现，就如阿拉伯数字的发明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古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。只有很少量句（。）读（、）点评，没有形成独立的标点符号系统。春秋《侯马盟书》中使用二短横号和点号，秦朝《睡虎地秦简》中的圆点号、钩识号，是无意识使用标点。汉朝出现“句读”两字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“，”有所绝止，而识之也；“」”钩逆者谓之；“I ”钩识也。清代姚鼐认为：“圈点启发人意，有愈于解说”。

看现代图书馆藏的电子版古籍，大抵是雕版印刷。竖排繁体、密密麻麻的汉字，一旦句读分错，则误入歧途，或读不下去。古籍断句，在散文中使用“之乎者也”虚词，骈文中则通过选择实词来连接。近代白话文运动，1916年胡适在《科学》杂志上发表《论句读及文字符号》，是第一篇系统地论述新式标点符号的论文。指出：“无符号则文字之意旨不能必达，而每多误会之虞”，“无符号则文字之用不能及于粗识字义之人”，“无符号则文字之结构，与句中文法上之关系皆无由见也。”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《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》，新式标点符号才诞生。

在国外，标点符号出现也很晚。希腊文是使用简单的点号来断句。直到十五世纪，意大利的语法学家马努提乌斯，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，制定五种印刷标点：逗号（，）、分号（；）、冒号（：）、句号（.）和问号（？）。西式标点符号才出现。为何文字出现那么早，标点符号却出现那么迟？值得研究。按理，口头语言，说话时停顿即是标点，而书面语中，完整的一个意思，是必需一个符号来识别的。

第一个介绍西式标点符号的人，是清末出身同文馆的张德彝。他八次出国，每次都记下日记。在《欧美环游记》介绍标点符号说：“泰西各国书籍，其句读勾勒，讲解甚烦。如果句意义足，则记‘。’；意未足，则记‘，’；意虽不足，而义与上句黏合，则记‘；’；又意未足，外补充一句，则记‘：’；语之诧异叹赏者，则记‘！’；问句则记‘?’；引证典据，于句之前后记‘“”’；另加注解，于句之前后记‘（）’；又于两段相连之处，则加一横如‘——’。”显然，他只是出于好奇的观察，但无意于研究使用。就如他滞留法国期间，记录了巴黎公社，没料到成为珍贵的史料。

标点可以神文章之用。下面说说法律白话文中的标点符号，一方面要正确适用标点符号，另一方面则要理解标点符号与文章逻辑的关系。

第一、段落而言。段落与段落之间，要留出空格段（留白）。这样符合阅读习惯，且使每一个段落形成一个主题，层次分明。自然而然形成的段落，意思表达行云如水。反之，如果没有留白，段落挤在一起（判决书即是如此），则上下文之间过于紧密，看到后面，容易忘记前面。查找或标识字句内容，也不方便。实际上，法律文书，不仅要分出段落，而且可在段落之前编写阿拉伯字。引用案情时，报出一个数字就可行，而不是现在第几页第几行去找。

第二、句子而言。法律文书尽量短句。短句比长句表达简明，如人眉目，五官清晰。长句的逻辑比较复杂，指向不够明确。标点符号的作用是代替了虚词（连词等），同时短句多使用实词，显得厚重。假如句子之间都是连词，则会显得繁冗，譬如很多的”所以，但是“之类此语。这点，可以看蔡邕的碑文，处理甚好。他的句子之间的连贯、转折，很少使用虚词，靠实词的巧妙运用，起承转合无斧凿之痕。当然，虚词不用，也不现实。骈文总是给人断气的感觉，意思不连贯。《滕王阁序》华美，不实用。

第三、词语而言。则要注意标点与虚词的并用。此处标点主要是区分词意，而不是停顿。譬如“甲方支付给的乙方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工资、加班费、岗位津贴、经济补偿金等。这里的顿号之间，都是并列名词，不会误解，写的越详细越好。但“100斤白糖与红糖”的写法有歧义。要写成“100斤白糖与100斤红糖”，不能写成“100斤白糖，100斤红糖”，否则理解会有歧义：白糖与红糖之间是并列关系，还是选择关系？

句读高低，文章修养。白话文大师必然是标点符号大师。白话文在失去文言的助词后，要准确表达意思，必须精密地运用标点符号。金庸的武侠小说标点就不错，短句有序。李敖也善于短句，但有时标点不到位，使得被标点的词语或句子意思不独立完整，须依赖上下文方得得其意。在合适的逻辑点上去标点，就好像开车的拐弯，方向盘太大或太小都不行，不大不小刚刚好，最为合适。而这种语感的形成是要多年锻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