仔细留心现在市面上的法律文章，包括但不限于起诉状、答辩书、代理词、判决书、法律评论，大抵可以分为三种风格。第一种是钱穆式的，钱穆的历史文章很流畅，奥秘在于经常概括原文，提炼意思，形成自己的表达，风格一体，读来爽快。第二种是陈寅恪式的，读来总觉得晦涩，因为他引用的典故全部是原文，原文的风格夹杂在其中，又要对原文进行考证解说，文体多元，自然文章就显得繁琐杂乱了。第三者是章太炎式样的魏晋文章，看他的写国学论文，都是一个个短句组成，意思明白清晰，但不能连贯表达复杂意思。

以上三种风格写法律文章，都是有利弊。钱穆文最符合阅读习惯，利于理解，但引用原文少或未引用，考据（证据）不够，陈寅恪文证据最多，一一信服考证，但显得繁杂，写者不厌其繁，读者会则失去耐心。章太炎的文风可以适合写标题，言简意赅，一针见血，但不适合精彩的推理论证。我们可以取长补短，夹叙夹议，保持流畅度与证据度的平衡。

举例一个简单的租赁合同纠纷来说明。以钱穆文来写就是：房客在二年前租赁房东的商铺一间，租金每月1万，租期二年，目前房客欠租N万，故房东诉法院追讨租金。这个写法言简意赅概括了纠纷，可提及的证据的少。以陈寅恪文来写就是：某年某月，房客与房东签订合同一份，合同内容如下:第一条，租赁标的物与租金支付，第五条违约责任”等。这个写法，引原文讲证据，但稍显繁琐，因为原文意思固然完整，但其中很多内容是没有争议，用不上。如果是章太炎的文风则是，房客拖欠房东N元。违约金的计算，根据合同第五条的规定是每日万分之五。违约金的总额是M元。这个写法给的是结论，短句难以表达复杂的说理。

一个比较可行的平衡方法是，对于没有争议的事实使用钱穆笔法，概括表达，言简意赅。对于有争议的使用陈寅恪笔法，引用原文，全面论述。就如上述的租赁纠纷，只对有争议的部分，譬如违约金的计算，列出原文，原告举出计算方法与法律依据，并驳斥被告的观点。被告的答辩亦如是，对于无伤事实的概括说法，可以不持异议，对于有争议的焦点或疑点，则锱铢必较，可长篇大论发表抗辩观点。这样钱陈两种文风的结合，既能清晰看出纠纷全貌，又能看到争点细节，是有效率的表达。现在的判决书，都是枯燥无比，原文不管有无争议，都一一列出，读者厌倦，写者亦烦，看上去很严谨，但实际上罗列的东西，用场不大，真正的灵魂说理反而很少。社会上除了法律人不得不研究判决书外，几乎没人对判决书感兴趣，远无小说的魅力，可见空洞的失败。其实，每个判决书都可以写的很清爽的。再比较一下港澳的判决书，则说理明显多，而且是以日常经验结合证据来推理。法律文书，也要耐看好读，才能发挥文字、法律的作用，须注意表达技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