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繁花》原剧组人员古二，主张自己是该剧本的编剧，应获得“编剧”署名，而不是“前期责任编辑”。主张无果后，释放了一系列疑似导演王家卫的录音，内容涉及诸多影视剧名人，引发舆论。事件还在继续中，宛如连续剧。

法律上，主要涉及署名权与隐私权。

第一、编剧的署名权。编剧是指剧本的创作者，即剧本是不是他写的或者与其他作者合作写的。剧本的创作过程中，可以有很多人参与，提意见，但核心的剧本情节、台词设计等人肯定是作者。《著作权法》第三条规定，作品是有独创性并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。第十七条规定，视听作品中的电影作品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，但编剧、导演、摄影、作词、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，并有权按照与制作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。

本案对编剧署名权有争议，应该是举证问题，如果能举证剧本主线或独特、关键情节是他写的，则是编剧，若不能举证，则非。

第二、录音的录取与发布。民诉法对录音证据，立场比较宽容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六十八条规定：“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实践中，在公共场合录音或者与对方通话的录音，都是合法证据，但非公共场合的偷录或侵犯他人隐私等的录音，视为非法证据，不予采纳。

录音与发布是不同的。即使是合法的录音，譬如剧组开会，担心记不住，可以录下来，作为回忆，但若录音中涉及他人隐私、名誉等内容的，则不得公开。擅自公布，妨害他人名誉的，须承担民事责任。我国台湾地区，还有一个妨害秘密罪，即规定无故窃录（包括意图散布）他人非公开活动、言论、谈话的行为是犯罪行为。大陆地区刑法尚无此罪。

万事有因果。本事件中的署名权争议与录音的公布，是关联的，然而因未循法律途径，有两败俱伤之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