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以来，酷吏为多。司法官员大都是帝王将相的爪牙，如张汤、杜周。他们没有法律信仰，把领导的看法作为法律。杜周就说过“三尺安出哉？ 前主所是著为律，后主所是疏为令；当时为是，何古之法乎”？”但也有坚持良心与法律的良吏，说“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，何以加其法乎？”的张释之是一个，高柔也是一个。

高柔，是三国时期魏国人，曹操的部下，他的司法与执法，有板有眼。事例如下。

第一 反对重刑主义，与贝卡利亚的法律的威慑力不在于严酷性，而在于不可避免性暗合。

当时的法律，士兵逃跑，罪及妻子，要被杀掉。高柔认为“宜贷其妻子，一可使贼中不信，二可使诱其还心。正如前科，固已绝其意望，而猥复重之，柔恐自今在军之士，见一人亡逃，诛将及己，亦且相随而走，不可复得杀也。此重刑非所以止亡，乃所以益走耳。”就是说，严酷杀人，制止不住逃跑的，还不如宽待其妻，说不定逃兵会回心转意。

第二、反对校事制度（特务统治），尊重大臣。

魏国设置校事，是为刺探百官的行动，属于锦衣卫之类的特务统治。高柔说“设官分职，各有所司。今置校事，既非居上信下之旨。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，宜检治之。”曹操则说，小人也可以利用的“能刺举而辨众事，使贤人君子为之，则不能也。昔叔孙通用群盗，良有以也。”最后结果是，校事赵达践踏法律。曹操杀之，以谢高柔。

第三、反对互相告密，败坏社会风气。告密制度是人人不安。

曹丕不喜欢民间妖言，有妖言辄杀，而赏告者。高柔说“今妖言者必戮，告之者辄赏。既使过误无反善之路，又将开凶狡之群相诬罔之渐，诚非所以息奸省讼，缉熙治道也。”鼓励高密不是治理正道，诬告很多，人心大坏。高柔就查出很多诬告。

第四、以法律为准绳，不听违法指令。

曹丕看不惯鲍勋，要找个借口杀掉他。高柔不执行这样的任务。曹丕没办法，只能把高柔调走，换其他人去把鲍勋拷问至死。之后，再让高柔回官署。中郎将刘龟违法打猎，被张京告发。皇上隐了告发人的名字，只把刘龟入狱。高柔问告发人是谁？还说，廷尉是全国的天平，怎么能按皇上的喜怒毁坏法律呢？”皇上感悟，告诉他是张京，也被法办。

第五、 办案通情达理。对有情可原的，有孝心的解弘宽大处理。

时制，吏遭大丧者，百日后皆给役。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，后有军事，受敕当行，以疾病为辞。诏怒曰汝非曾、闵，何言毁邪？”促收考竟。柔见弘信甚羸劣，奏陈其事，宜加宽贷。帝乃诏曰：“孝哉弘也！其原之。”

第六、 明查冤案

士兵窦礼失联，上级追捕他，将他的妻子盈和儿女做奴婢。妻子上访到高柔，说窦礼孝顺，不可能逃跑。高柔问：“你丈夫不是与别人有冤仇吧？”盈答：“我丈夫善良，与别人无冤无仇。”又问：“你丈夫与别人没有钱财来往吗？”盈答：“曾经借钱给同营的士兵焦子文，要他还钱，没能收回。”当时焦子文刚好因犯小罪坐牢，高柔就去见焦子文，言谈中间，突问：“你曾经向别人借过钱没有？”焦说：“我自幼因为孤独贫穷，从来不敢借别人的钱物。”说时脸色有变。高柔追问“你过去借过窦礼的钱，为什么说没有呢？”焦顿时语无伦次。高柔说：“你已杀掉窦礼，就应该早早服罪。”焦子文于是交待了杀窦礼的全部经过和埋葬的地方。 

汉朝的路舒温在尚德缓刑书中说过“治狱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”，酷吏的存在，是制度下的职业本性所致。现在的法律不是官员一个说了算，还有律师辩护的制衡，舆论的监督。由此可见，要公平司法执法，法治的制度设计何其重要。而在人治下能坚持原则的高柔，又是何其凤毛麟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