纵观乌坎事件，几乎没有法律。其一、事件源于村里土地被村干部出卖，但没有提起土地争议诉讼，而是上访，上访无果，不得已游行示威。其二、当地政府，没有解决依法土地争议，而是派警察和武警围村，并抓捕三村民，激化矛盾。这种抓捕是非常轻率的，是司法的行政化。而之后的放人也很任意，领导说放了就放了。其三、乌坎事件出现大逆转，是因广东高层领导的重视，从而改变事件的定性（从里通外国到村内利益之争）。但广东省委副书记与村民代表协商解决的时候，也没有签订协议，而是靠双方口头的信用遵守。这么大的事情，难道一个书面的法律文件也不需要？其四、被抓捕的三村民中一个“心源性猝死”，也没有启动刑事调查程序。其五、整个事件中，没有律师参与，没有提出法律上的要求和解决方案。相反，据传广东某律师因关注乌坎事件被公安传唤。

乌坎事件的法律缺位，说明了社会管理还是行政为主导，法律在官员和村民心中的分量不够，这一方面是普法不够，另一方面则是因法律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试想，如果乌坎走法律程序，法院会公正审判吗？相信大多数人认为，法院会偏袒政府。是故，司法的公信力低，也导致民众不愿意法律解决。

面对着改革开放中，不断发生的新矛盾新纠纷，法律解决应该是主流，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表现，而信访是人治的表现，并不靠谱。乌坎村因为碰到了一个开明高层领导，也付出了村民死亡的代价，而得以妥善解决。如何碰不到包青天，又会如何呢？显然，我们不能把事件的解决都寄托于领导的清明，而是应该根据法律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