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云南网，眉山人郑某，在大理交通肇事撞死人后，让弟弟顶包，后被识破，以交通肇事罪起诉。其单位领导跑到大理，向法院递交免予刑事处罚函，以组织的名义请求对郑某免予刑事处罚。最终，法院未理会，依法判决郑某有期徒刑二年、缓刑三年。

此事足见，审判被违法干预。而查网上信息，在刑事审判中，单位发函求情或者其他不当要求者为数不少。有的法院收下公函，有的法院拒绝公函，但从没听说对发函责任人予以处罚。其实，单位发函是典型的“关说”行为。本质是公器私用，利用组织的名义，干扰独立审判，妨害司法公正，为法律所不容。

在古代，唐律疏议第135条规定“诸有所请求者，笞五十；主司许者，与同罪。主司不许及请求者，皆不坐。所枉罪重者，主司以出入人罪论；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，减主司罪三等。即监临势要为人嘱请者，杖一百；所枉重者，罪与主司同，至死者减一等。——即为别人打招呼，打招呼的与被打招呼的都要处罚。枉法的主司以“出入罪”论。而有权的官员为他人嘱请的，处杖一百；枉法的，与主管官员同样处罚。按照该条法律，本案中的发函责任人，也该判个缓刑了。

在现代，美国、香港等都有妨害司法公正罪，“妨碍司法公正”被定义为“具有妨碍司法公正倾向及意图的作为、一连串的作为或行为”。遗憾的是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这类妨害诉讼的行为，没有任何规定，导致单位发函屡禁不止，却毫无办法，亟需立法完善。而在行政系统中，也应对发函者以滥用职权行为，予以处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