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启超推荐书中，多清儒之作，如戴震、戴望、焦循、汪中、洪亮吉、程瑶田等。近得《清儒学案》，细细品味，确实有质感，多学问之文，且落笔朴实，少浮词，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空谈。其中焦循的《春秋左传补疏叙》，尤其精彩，怀疑杜预为左传作解释有私心（因功名，而为杀父仇人司马懿家族辩护），并不符合孔子本意，进而怀疑左传的作者是六国时人，为田齐、三晋等饰。此种读书得间，让人拍案叫绝。戴望是德清人，见地非常有条理。梁启超所荐者不虚也。

焦循《春秋左传补疏序》

　　　余幼年读春秋，好左氏传，久而疑焉。及闻杜预集解暨所为释例，疑滋甚矣。孔子因邪说暴行而惧，因惧而作春秋，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。春秋者，所以诛乱贼也。而左传则云：称君，君无道；称臣，臣之罪。杜预者，且扬其辞而畅衍之，与孟子之说大悖，春秋之义遂不明。已而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，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壻。晋书预本传云：祖畿，魏尚书仆射，父恕，幽州刺史。其父与宣帝不相能，遂以幽死。故预久不得调，文帝嗣立，预尚帝妹高陆公主，起家拜尚书郎，思念传参相府军事。预以父得罪于懿，废弃不用，盖热中久矣。昭有篡弑之心，收罗才士，遂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，预出意外，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。既目见成济之事，将有以为昭饰，且有以为懿、师饰，即用以为己饰，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。夫懿、师、昭乱臣贼子也，贾充、成济，郑庄之祝聃、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。王凌、毋邱俭、李丰、王经，则仇牧、孔父嘉之伦也。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，已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于反不讨贼之讥。师逐君、昭弑君，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，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、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，预假其说而畅衍之，所以报司马氏之恩而解懿、师、昭之恶，夫又何疑？顾射王中肩，即抽戈犯跸也，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，王讨之非，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。孔父嘉之义形于色，仇牧之不畏强御，而预皆锻炼深文以为无善可褒，此李丰之忠而可斥为奸，王经之节可指为贰，居然相例矣。师、昭而后，若裕，若道成，若衍，若霸仙，若洋，若泰、若坚、广，他如石虎、冉闵、苻坚，相习成风，而左氏传、杜氏集解适为之便，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之世。唐高祖之于隋，亦踵魏晋余习，故用预说作正义，而贾、服诸家由是而废。吾于左氏之说，信其为六国时人为田齐、三晋等饰也。左氏为田齐、三晋等饰，与杜预为司马氏饰，前后一辙，而孔子作春秋之义乖矣。四明万氏充宗作学春秋随笔，斥左氏之颇，吴中惠氏半农作春秋说，正杜氏之失，无锡顾氏栋高作春秋大事表，特纠杜注之误，而预撰集解之隐衷，则未有摘其奸而发其伏者。贾、服旧注，惜不能见全，而近世之儒者补左氏注，亦徒详核乎训故名物而已。余深怪夫预之忘父怨而事仇，悖圣经以欺世，摘其说之大纰缪者稍疏出之，质诸深于春秋者，俾天下后世共知预为司马氏之私人、杜恕之不孝子、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也。嘉兴丁丑冬十二月除夕录于半九堂书塾之蜜梅花馆。

戴望《注论语小疏》

    昔者孔子自卫反鲁，始定五经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是也。犹以为未备，念道既不行，当留其迹以绍明世，于是感麟至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书成而梦奠作矣。弟子仲弓、子游、子夏之徒，共譔微言，逮至战国，七十子后学者合记所得，次为《论语》。遭秦燔书，文、武道尽，《论语》亦藏壁中。汉兴，传之者有齐、古、鲁三家，文字各异，而《古论》分《尧曰》‘子张问’以下为《从政篇》，《齐论》更多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，而《河间论语》有三十篇，其增益不可考。安昌侯张禹合齐、鲁两家为之章句，名《张侯论》，篇章与《鲁论》同，无《问王》、《知道》两篇。《齐论》盖与《公羊》家言相近，是二篇者，当言素王之事，改周受命之制，与《春秋》相表里，而为禹所去，不可得见，悕已。后汉何劭公、郑康成皆为此经作注，而康成遗说今犹存次相半。劭公为《公羊》大师，其本当依《齐论》，必多七十子相传大义，而孤文碎句，百不遗一，良可痛也。魏时郑冲、何晏集包咸至王肃诸家作解，至梁皇侃，附以江熙等说，为之义疏，虽旧义略具，而诸家之书，则因此亡佚矣。自后圣绪就湮，乡壁虚造之说，不可殚究，遂使经义晦蚀，沦于异端，斯诚儒者之大耻也。望尝发愤于此，幸生旧学昌明之后，不为野言所夺，乃遂博稽众家，深善刘礼部《述何》及宋先生《发微》，以为欲求素王之业，太平之治，非宣究其说不可。顾其书皆约举，大都不列章句，辄复因其义据，推广未备，依篇立注，为二十卷，皆檃括《春秋》及五经义例，庶几先汉齐学所遗，邵公所传，世有明达君子，乐道尧、舜之道者，尚冀发其恉趣，是正违失，以俟将来。如有覩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，缘是罪我，则固无讥焉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