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东坡的高考作文是（礼部试的试卷）是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认为赏罚要以忠厚之本。该文逻辑清晰，层次分明。第一层，是历史论证，指出上古以来，就“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。”第二层，举实例论证，尧不听皋陶之杀人，而听四岳举鲧为官，忠厚可见。第三层，引用《尚书》“罪疑惟轻，功疑为重，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，以古籍论证有疑则归于仁。第四层，引用《诗经》，立法贵严，责人贵宽。短短六百字文章，说理透彻。

主考官欧阳修对苏东坡十分赏识，认为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，给了第二名。又说“读轼书不觉汗出，快哉！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。”

今天读之，也感叹苏东坡天才灿烂，命题文章，一气呵成，一唱三叹。但缺点也还是有的：其一，没有论证，刑赏为什么要忠厚？而史上的商鞅变法，很刻薄却很成功。其实，厚道是公理，不言自明，就如《易》说的“君子厚德载物”，做人做事犹如以砖砌墙，砖厚的墙牢固，砖薄的墙不牢。而秦朝酷政，也只是取得一时成功，不能长久，到了二世就土崩瓦解，故贾谊云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其二、苏东坡举的例子记错了，皋陶是舜时代的人，不是尧时代的。又其中引用《传》的“赏疑从与，罚疑从去”也有误，原文是“刑疑附轻，赏疑从重，忠厚之至”，可见考试紧张，又无检索校对，天才也出错。

其实，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也是一篇重要的法律文献学，提出忠厚为本的法律观。历史表明，安居乐业的都是生活在宽政中，譬如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，而酷政下官逼民反的例子数不胜数。由此联系到，最近修改的刑诉法草案，并不厚道，打击犯罪大大优于保障人权，维稳有余维权不足。呜呼，以“犯罪”打击犯罪可乎？在法治社会，法律的忠厚，一方面体现在程序的正当上，约束公权力不滥用；另一方体现在立法严谨而处罚宽泛，盖法之威慑力在于不可避免性而非严酷性也。故以此看来，苏东坡的法律观点，至今可参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