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志军利用职务之便，帮商人丁书苗获利近40亿元，典型的官商勾结。但为了规避法律责任，刘志军没有直接要钱，而是存放在丁书苗处，需要时再用，譬如捞人、跑官时。果然，检察官指控刘志军时，没有定这些赃款为受贿金额，而是指控为滥用职权罪，重罪遂转为轻罪，网漏吞舟之鱼。法律果然是只欺负老实人吗？狡猾官员，找个搭档犯罪，放长线钓大鱼，就可以逃之夭夭？

窃以为，检察官对刘志军案的起诉，过于粗糙，值得商榷。

第一、丁书苗应该是刘志军受贿的“特定关系人”，即代理人，简单地说是收钱人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“特定关系人”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、情妇（夫）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。在本案中丁书苗扮演了两个角色，一个代理刘志军收钱，一个是直接给刘志军送钱，现在法律惩罚了丁书苗的送钱行为，而逃脱了收钱行为，拣了芝麻丢了西瓜。

第二、刘志军把丁书苗作为钱袋子，需要时用，而不是急乎乎的立即取出，这属于事后受财，也是受贿。唐律疏议第139条规定“诸有事先不许财，事过之后而受财者，事若枉，准枉法论；事不枉者，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。【疏】议曰：官司推劾之时，有事者先不许物，事了之后而受财者，事若曲法，准前条「枉法」科罪。既称「准枉法」，不在除、免、加役流之例。若当时处断不违正理，事过之后而与之财者，即以受所监临财物论。”而刘案的特殊性是，如何准确认定受贿的金额，丁书苗事后给刘志军的，当然是受贿金额，那么没有给刘志军的有多少金额，如何计算，以及量刑呢？这些都考验法律的智慧。司法实务中，如果不能分清刘志军与丁书苗的份额，可否，直接推定平均份额呢，以此作为量刑的情节？

当然，最简单的法律处理，是以后把这种刘志军模式直接规定为共同受贿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