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章士钊全集》的第9、10集，即《柳文指要》全文。这是晚年章士钊的呕心沥血之作，并因其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，得以在1971年文革中出版。该书全面系统研究了柳宗元的文章，扬柳抑韩（韩愈），不知道是否与柳宗元在湖南名气大（章是湖南人，柳宗元被贬在永州），以及毛主席也重柳有关？在我看来，章士钊一生虽然做过司法总长、报人、律师，其主要还是政治活动家，其学问与陈寅恪是不能比的。陈贯通历史，说出本质，每发新论，超越时代，而章还是史料收集，所持议论观点也平常，囿于时代。陈寅恪认为唐古文运动中，白居易和元稹的文章比韩愈柳宗元传播的更远，但后代推崇韩柳，反而超过元白。我也觉得白居易的散文，如《与元九书》，相当不错，情理交融，但白的诗歌更好，譬如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《观刈麦》等，反而掩盖了散文成就。

读《柳文指要》的最大印象是，写文章要“洁”。章士钊序言说“要之，余平生行文，并不模拟柳州形式（很自信，章文清晰细密，被钱基博称为逻辑文的代表），独柳州求文之洁，酷好《公》《谷》，又文中所用助词（助词断句读），一一叶于律令，依事著文，期于不溢，一扫昌黎文无的标、泥沙俱下之病”。的确如此，我喜欢读的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词、为周佛海辩护词、为高秉坊辩护词，笔力千钧，句子与句子之间逻辑清晰，层次分明，但缺点亦有，即句子过于独立，会如骈文，连贯不够，有断气之惑，不如陈寅恪透彻曲折的长句运用，说尽意思。其中章的《致刘少奇》一文，是调停毛刘纠纷的，是精心之作，文章的深度、风采、文采都是上品，可谓代表作。

在“古文贵洁”一节中，章士钊引用不少史料以说明。如明末鄞人徐丹崖与朱竹垞（朱彝尊）书中有“洁之根底在心，心地不清，秽气满纸，于何能洁耶？洁之本领在骨，骨之力不峭，浊气熏蒸，又于何能洁耶。归震川之文，推为有明第一，然荒江老屋，独来独往，能与王、李熏天之抗衡角胜者，唯在淘洗干净，得司马子长之洁而已。”太仓黄于坚《说文》中有“文之病不洁也，不独以字句，若义理丛烦而沓复，不洁之尤也，故行文以矜贵为至要。”吴南屏批《项羽本纪》中有“非洞观要最，扫除一切旁支余蔓，未得恣意详写，使其人其事终始本末，真实发露，读者警动悲慨，千载下如昨日事也。——总而言之，洁就是要写的清楚，事理要高度概括，用词要简明扼要，语句长短要适当，助词断句要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