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读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，感觉很平常，而在上个世纪末，这本书很时髦，开启了文化大散文时代。那时候，我还兴致勃勃听了余教授的一场讲座，地点是上海第一中院大法庭。院长介绍说余秋雨是他的老朋友，而我注意到余的头发油光发亮，好像是新使用摩丝似的。他的讲座围绕行走文学说起，最后说中华文明绵延千年，在于“中庸”文化。

之所以那时候对余秋雨感兴趣，是因我刚开始自由读书。以前中学阶段，忙于考试，大学阶段图书馆藏书不多，而工作后有点积蓄买书，加上读书作文有利工作，于是开始从史记读起，与苏老泉发愤的年纪差不多吧。后来，我很幸运地从梁启超、胡适、汪辟疆、蔡尚思等书单入门，书目让我知道经史子集，以后的十年，都在收集经典，直到今天基本收齐。

我对余秋雨的行走文学是赞同的，文章本来就是阅历的厚积薄发。徐霞客的游记、顾炎武的日知录、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、乃至李贺的诗，都是行走中，与自然人文感悟而有所发。再如，读书须读图，看到地图乃至亲自去过了，才能身临其境体现文章所指。一部资治通鉴，如果不熟知当时的地理形势，是很难读的通的。当然仅仅知道了地理形势，也还是读不通的，对于这种大型的百科全书，必须溯及之前的重要典籍才能贯通。

读书要从小读起，这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小时候记忆好，长大了忘不了，否则等长大想读了，却记不住了。对此，秦观在《精骑集序》中说：“予少时读书，一见辄能诵，然负此自放，喜从滑稽饮酒者游，故虽有强记之力，而常废于不勤。比数年来，颇发愤自惩矣，悔前所为；而聪明衰耗，殆不如曩时十一二。每阅一事，必寻绎数终，掩卷茫然，辄复不醒．故虽有勤劳之苦，而常废于善忘。”而曹植的才高八斗，王勃的腹有诗书，都是从小读书起的，如果他们不读，恐怕都是伤仲永了。

读书要中西并进。对于传统而言，因为习惯了简体字，再去读竖排繁体，是要长期训练的，即使如此对于《尚书》等古书也还是难解。而对于西学，则要掌握外语，去读原文，不可轻信翻译。近人中，我独服陈寅恪。俞大维说陈寅恪对“十三经”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，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，正是有这功底，加上会多种语言，陈的学术屡有创新，不过他喜欢用典，把意思搞的深奥，让人头疼。陈寅恪这个如方孝孺一样的读书种子，给人最大的启示则是“自由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，提醒读书人要有气节要有人格——这应当也是民族的座右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