税收改革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一般而言，税收改革，必须开源节流，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。如果只是减税，不减员，则必拆东墙补西墙，此处减税，彼处增费，方能维持。如果减税，又减员，则会削弱统治基础，引发政治风波。所以古代的税收改革基本失败，盖封建制度使然也。

范仲淹的庆历新政，减员减税，但动摇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，引发政治问题，改革失败。范仲淹改革如下：“一曰明黜陟。二曰抑侥倖。三曰精贡举。四曰择长官。五曰均公田。六曰厚农桑。七曰修武备。八曰覃恩信。九曰重命令。十曰减徭役。仲淹以天下为己任，裁削幸滥，考核官吏，日夜谋虑兴致太平。然更张无渐，规摹阔大，论者以为不可行。及按察使出，多所举劾，人心不悦。自任子之恩薄，磨勘之法密，侥倖者不便，于是谤毁稍行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。”

王安石的变法，没有减员，其变法最终只是与民争利。司马光反对他说“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彼设法争民，其害乃胜于加赋”。王安石自我辩护说“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”。王安石的变法如下：“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。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。而农田水利、青苗、均输，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马、方田诸役相继并兴，号为新法，遣提举官四十余辈，颁行分下”。

显然北宋朝廷喜欢王安石的变法，既不动摇家天下，又能增加国库，但鱼肉与熊掌不能兼得也，变法只能是折腾。范仲淹、王安石都失败是历史的必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