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刑事案件，公检法一上来就是问嫌犯或被告人是否认罪？如果认罪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万事大吉了，因为即使认错了，也是嫌犯或被告人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不认罪，则可能会被长期关押，押到认罪为止。在认罪率的考核机制下，是否认罪成为司法的头等大事，超过了对事实的认真调查、对法律适用的严谨适用。把复杂的案件审理，简化为认不认罪的选择题。如此下去，司法定罪比行政处罚还容易了。

不仅大陆地区，我国台湾地区的认罪也是堪忧。近来，在指控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图利京华城案中，检察官有两个认罪的污点证人，一个是牵线人沈某，一个柯的下属邵某，站出来指证柯文哲涉案。污点证人制度的设置，本意是共犯最清楚内情，就鼓动从犯来指控主犯，而给从犯缓起诉或不起诉的好处。这种窝里反的制度，有利于瓦解共犯结构。制度设计本无问题，但操作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。往往会出现，检察院为了指控主犯，指示从犯咬定，而从犯自己为了脱身，可能夸大其词甚至错误指证。

从柯案庭审来看，这两个污点证人都没有达到有力指控的目的。朱的证词是“「推测」柯文哲、沈庆京在市长室密谈京华城案，且未指证沈与他提过以政治献金210万行贿柯的事”。证人是耳闻目睹事实的人，推测是其主观意见，难谓有证明力。邵某则说“认罪是因思虑不周，争议案不应以个案处理，用通案比较符合公平性、符合社会观感。”等于婉转承认，认罪是为了自己（颇有悔意），以及案件的定论，还要看其他证据。显然其证词权重不大。

所以说，认罪制度要贯彻到底，关键还是控辩平衡的前提下，嫌犯或被告人全盘自愿说出事实来，这样的证词可信度较高，日后也不会随意改口了。然而，司法办案就如军事作战，除了事实之外，还有很多为了自身利益的兵不厌诈的谋略，于是会出现出于策略的认罪，从而偏离事实真相。要司法绝对公平，做不到的，相对公平就已经不错。常常想起王安石的变法，初心是好的，执行起来就变样，真正的问题是变法制度实用性不够，所以司马光反对之，而理想主义的苏东坡既反对变法，也反对保守派。可见，要设立一个好制度成熟运行，何其不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