搬书是件既爱又恨的事，爱的是书又有新家，恨的是书太沉重，搬运太累。所以，每次搬家都要扔书，甚至上百本地扔。当年，从松江搬到浦东，扔掉几铁箱的书。不过，很多是法律书。法律是有时效的，一旦修改，基本失效，扔了也就算了。到浦东后陆续买书，积至二千多本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没地方放书。书柜、电视柜、床下、纸箱、地板上全是书，尤其是地板上堆积如山，找书也困难。于是我最终决定把大部分书运回老家。买了几个大拉杆箱，开车运到余杭，再让亲戚运回老家。装满书的拉杆箱，很难搬动，车子轮胎也被压的瘪下去，恐怕车子也不愿意干这苦差事。于是我就扔掉一些不喜欢的书，尤其是厚重的、近代的、读后没啥印象的。

这些书，收集了十几年。大多是古籍（参书目答问），其次法律、其次历史、其次文学。古籍的最多，大抵是几百、几千一套，远高于原价，跑遍全国去买。清前的古书，纸质是自然的，可以保存百年以上，民国之后纸质是加了化学品的，保存不到百年。古书纸质反而比近代、现代的好，耐看耐翻。古书没有句读，读起来很累，有时候一个字卡住，全文就不通了。而且唐朝之前的书，一般要注释才全通，宋朝之后的才不需注释基本要能通。要感谢唐宋八大家，韩欧的古文运动，推动文字平民化。第二波则是胡适的白话文运动，文字普及更广，但后果也很严重，古书断层基本看不懂了，文言到白话，贵族气不再有，如今写出一通魏晋风流的古文，几乎不可能了。

再说读书。读书一定要记笔记，化为己用，如果不记笔记，很快就忘记，基本等于白读。钱钟书家几乎没有藏书，都在笔记里，包括管锥编就是笔记的扩编。以前没有电脑，读书除了摘录，就靠记忆，陈寅恪、梁启超都是记忆力高于常人，一绝也。李敖则到处摘录，甚至破书裁剪下来。现在则不必了，可以电脑上复制书的精彩片段，存在读书笔记中，以后一搜索就可以直接引用。电子书的出现，使得纸质书的价值大为下降。电子书藏书、检索、复制都很方便（当然还有很多好书没有电子版），使用触摸屏读电子书的，还可以放大字体，慢慢琢磨。电子书最终将代替大部分的纸质书。前几年，网上有很多电子书下载，看到好的，就下载保存。近几年来，则很难下载了，知识被封锁了或者要付费下载。

读书一定不能死读书，而要独立思考、融会贯通、再产生原创思维。阎若璩最会读书，看到文章正面，就知道反面，读出书背后的东西（就如陆游说的功夫在诗外），即作者的思维。法律人读起诉书也是如此，对方的一字一句都是有目的的，写出来的都是有利于对方的，不写出来的可能就是对方的短处。表达清晰明确的，是对方确认的事实，表达模糊含糊的可能是对方不自信之处。阳光下没有新鲜事，违反日常经验的，则背后必有所因。读出疑问来，推想出对方的真实意图，则可谓会读书矣。读书也如卖油翁，刚开始，读不通，是自己水平不行，等到炉火纯青，则读不懂的地方，大抵是书误或作者误，不再去迷信。读法律的，开始也很迷信法条，不解的地方再看看司法解释，还有案例。久之，则会发现法律满是漏洞，譬如刑法的理论、自首、立功等规定都存在问题，司法解释也是差强人意，此时就不会再去偏信了，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法条本该的面目。就立法技术而言，唐律疏义是最一流的，相当于诗歌中的唐诗，读之甚美。

怀念那些陪伴我，最终又被我扔掉的书，今记之，也算个安慰。如果一个人只能留一本书，我会留《史记》，因为史记是集大成作品，而且太史公好奇敢写（价值观也很喜欢，譬如说太史公伯夷列传，就怀疑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”、游侠列传中“：“何知仁义，已飨其利者为有德”、货殖列传“天下熙熙皆为利来”。凡此种种足比圣经之语也），后面的史书无一能与之相比。如果可以留两本书，我会加上陈寅恪的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，陈氏的观念是超时代的，而且几乎每一篇都是原创，给以新意，开无数法门，因之，唐传奇我就很喜欢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2020年1月17日 于余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