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生，大事也，死刑不能不慎。在古代，死刑有皇帝朱笔御批。在美国，有州长享有死刑特赦权。在台湾，死刑执行亦由法务部签署命令。这些都表明，死刑不仅是一个司法问题，还是一个社会问题，要多方审慎决定，而不是司法独家决定。而中国的死刑制度，生杀予夺都是由法院决定，法院审判后，最高法院核准，即可执行死刑，这样法院的权力很大、压力也很大。中国还有特色死缓制度，即对于死刑不需要立即执行的，判决缓期执行，司法实践中死缓通常是减刑不死，实际上是相当于国外的不予执行死刑。以上可知，中国死刑是法院独家集权，国外死刑由法院和行政共管。孰优孰劣？

最近的云南李昌奎死缓案，很引人深思。李昌奎强奸杀人，并摔死被害人幼弟，一审获死刑，二审以李有自首情节改判死缓。该案显然比被药家鑫案严重：其一、李杀死两人，药杀死一人。其二、李系预谋，药是临时起意，一念之间。其三、李和药都有自首，李因自首保命，药之自首，并未从轻。比较两案，司法的标准很不一，如以药案为标准，则李该死刑，如果以李案为标准，则药不当死。而李案、药案之所以判决不同，是因药案被媒体曝光，不杀不足以平息民愤，而李案是法院未受舆论影响，独立判断。李案改判缓刑后，云南高院副院长田成有称：“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，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”显然，田的发言代表了法院的理性主义，但这种单纯的司法本位，忽视了死刑的社会效果。

窃以为，死刑不单是个司法问题，还是社会问题，还是共管为好，即把死刑执行权剥离，由行政首长决定，这样做的理由是：1.客观上监督死刑，不由法院独揽大权，以免错杀。2.考虑死刑的社会效果，行政首长审时度势作出判断，而不是法院的纯司法主义。3.共管体现对生命的重视，并不是干预司法。案件的审判是司法独立进行的，行政的决定只是死刑的执行。

杀人者偿命，这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继承，另一方面也是体现司法的平等，因为很多案件，因司法不公，而该死的不死，所以民意要求死刑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我们还是要慎杀、杀死，因为万一杀错了，无法救济，其次死刑的作用，不能停留在同态复仇阶段，如果终身监禁比死刑更有威慑作用，则不必死刑。所以说，对死刑共管，根据社会情况，决定死刑，是一个很实用的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