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北古镇，鱼米之乡。京杭大运河逶迤穿过，波光粼粼，舟楫点点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古镇因为水运方便，兴起了许多乡镇企业。其中，有一家化工企业，成为了上市公司。一时间，老总成为名人，与各级领导觥筹交错，不在话下。上市公司带动了众多中小公司，占了该县经济的半壁江山。可是，经济发展的背后是环保的代价，尤其是空气污染与水污染。

上市公司的一家化工厂，就在一个村庄的附近，相隔不过百米。几年来，村里日夜闻着刺鼻的气味，菜园的叶子枯萎发黄，桑树的叶子蚕也不吃，村里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，患癌的老年、青年、少年都有。村委会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，要求化工厂搬离，或者使用先进的环保设备清除污染，并赔偿损失，都无人理会。因为，这家工厂是纳税大户。如果使用环保设备，则成本上升，产品竞争力就没了，等于关厂。于是一切照旧。村委会干部也发生了分化，有的辞职不干，有的干脆与工厂交好，为自己谋点小福利。

有个新选的村民队长不服气，带着本队四五十人去工厂交涉。这个小队的社员，基本是一个家族的，加上有婚姻关系，非常团结，村镇里的干部都阻止不了。工厂无奈，只得多次与队长谈判。谈判的地方，有时在村里，有时在工厂，有时在队长家里，前前后后一共五次，赔偿的金额也从五万，慢慢谈到二三十万，最终签约达成和解，工厂补偿小队三十万，用于村民疾病治疗、赔偿农作物损失。村民大喜，队长亦有成就感。

一日，队长接到工厂电话，说首期付款五万已打到卡里，可以去镇上的银行取现，发给村民，并嘱不要再闹事。队长连声答应“好”。带上银行卡与身份证，骑着轻便摩托车去镇上取钱。银行审核无误后，将五万现金交给队长。队长放入小包，喜滋滋走出大门。忽然迎面来了几个警察，直接将他带走，当日被刑事拘留。警方告诉他，他们接到工厂报案，有人敲诈，被迫付出五万，故队长涉嫌敲诈勒索罪，人赃俱获（5万是敲诈既遂，25万是敲诈未遂，共30万，数额巨大，判刑三年以上）。队长懵了，昨天还是合同，今天咋就是敲诈了？

愤怒的村民，到处去反映队长是冤枉的，不被理。只得去请律师。本地的律师，一听涉及势力强大的上市公司，都请辞了。有个老律师，建议村民去请外地律师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。可是，村民都是老实的务农人，不识外地律师啊。后来，想到隔壁村一家，他们的儿子在上海工作。经过他的牵线搭桥，总算请了个上海律师。律师来了古镇，听了村民的七嘴八舌后说；这是个圈套，队长中计了。队长是无罪的，但上市公司势必会施压司法，队长还是可能被判有罪。若要无罪，一方面要提出无罪证据，另一方面要设法请媒体来曝光。

在侦查阶段，律师把无罪的法律意见书以及相关证据，交给警方。承办案件的是一个派出所所长，话很少，收了材料，也不看，目无表情地说“知道了”。律师去为队长申请取保候审，不予准许。警方也不解释原因，只说办案需要。案子很快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公诉人是个年轻气盛的检察官，对律师说，我们会按照公安的材料起诉的。一切如流水线一样，律师的无罪意见就如空气。很快就要到法院，被按部就班判刑了。

这时候，媒体来了。北京的一家刊物，见到律师网上发布的案情，来采访村民，写了好几页。村民把刊物，寄给每个县常委。政法委书记很恼火，叫派出所去调查带头的农民。村干部告诉派出所，那个村自从队长被抓，一家有事、全村出动，要找人，白天进不去，只能晚上去。派出所办这种的案子，本来就没劲，也就拖着，汇报说“村民不肯讲”。南方系的记者也来了，去采访办案机关，但碰了个软钉子，说办案人员出差了。政法委书记看到事情越来越大，也有点松动。检察官心领神会，找队长谈，暗示只要认罪，可以早点出去（取保候审以及缓刑）。队长说，我都已经被关几个月了，在里面也习惯了，没有一个说法，不出去。

法院开庭的那一天，村民雇了二辆大巴加上私家车，大概百余人到法院，在门口如雷喊声“冤枉”“无罪”。公安防暴大队的几辆车也就停在附近。看看都是老实的村民，也没有动手抓人。法院为了开这个庭，把大门小门都关了。律师在法庭上，向队长发问：你们谈判了几次？何地？何时？何人参加？有无签约？队长一一回答。律师总结说，天底下哪有谈判五次签下合同的敲诈？敲诈是精神被胁迫而交财，一个小小农民能胁迫本县最牛的老板吗？检察官作了两手准备，一方面继续指控敲诈，另一方面又说，队长去工厂交涉时堵门，还扰乱了企业生产秩序，造成了十万以上的损失（出示司法审计意见书），故本案有罪无罪，是敲诈勒索罪、还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，由法院依法判决。检察院把皮球踢给法院。法官也不表态，就说休庭，择日宣判。

那边，政法委书记与上市公司老总在宾馆大堂喝茶。老总说，这事有点烦，如果这次压不下去，其他村会跟样，无休无止，企业受到影响，税收会大为减少。书记说，本来问题不大，但媒体在报道，要慎重对待。如果现在就放人，村民会得寸进尺，拖段时间看情况再说。话说，这个书记，也是本县人氏，很会做人做事。他的原则是领导再小的事也是大事，老百姓的事如果不与领导冲突，他也做的很卖力。几年下来，领导对他评价很高，老百姓对他的评价也不低。于是慢慢升到常委。不过，到了这个位置，也基本到顶了，毕竟朝中无人。

律师与记者、村民也在想办法，似乎都已经尽力无力了。忽然，有个村民说，政法委书记的老家，在隔壁镇亲戚家旁。书记父母平时为人不错，现在家里，不如去拜访他们一下，代为求情？律师提醒，不可威胁老人，那是犯法的。记者说，我们去采访，也无理由，但若因拜访老人而被追究责任，可以报道。于是在那个中秋节，明月疏影下，队长的父母亲（也是老人），带着月饼去拜访。敲门，不开。说是书记的旧友，来感恩，始开。寒暄后。队长母亲流泪说，他儿子为了村民还在看守所，知道书记是青天，故来请求关照。对方第一次见到如此的拜访，被吓了一跳，但事已如此，也只能将就着应付。好在对方也是老实老乡，问题不大。月饼则不收。

拜访后。父母就电话给书记，告知过程。书记大怒，草民竟然敢来我老家，名为慰问，实带恐吓。但沉思再三，万一有个光脚不怕草鞋的村民，家里老人总不安。而把对方抓起来，理由不足，且又会是一个新闻，官名不佳。案子既已如此，犯不着继续卷入。

一周后，法院宣判：无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