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无定法。法律人写法律文书，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写的准确、流畅即可。惟法律文书主要是陈述事实以及论述法律，理性第一，故重逻辑，不抒情，而且多短句，条理清晰，意思分明，说理则全方位。这样的文风要求，最接近魏晋文。这里的魏晋文风，不是指浮夸的骈文（庾信、徐陵之类），而是指意思一层又一层的说理文。

举一个最典型的魏晋文，魏初李康的《运命论》：“夫治乱，运也；穷达，命也；贵贱，时也。故运之将隆，必生圣明之君。圣明之君，必有忠贤之臣。其所以相遇也，不求而自合；其所以相亲也，不介而自亲。唱之而必和，谋之而必从，道德玄同，曲折合符，得失不能疑其志，谗构不能离其交，然后得成功也。其所以得然者，岂徒人事哉？授之者天也，告之者神也，成之者运也。”这是最一等的文字，雍容大度。就如章太炎在《国故论衡·论式》指出:“魏、晋之文，大体皆埤于汉，独持论仿佛晚周。气体虽异，要其守己有度，伐人有序，和理在中，孚尹旁达，可以为百世师矣。意思是，守得住自己观点，抨击别人又有分寸，彬彬有礼，正是法庭所需要的说理与辩论。

相比之下，唐宋八大家通俗，但缺风范。瞿兑之在《骈文概论》中说“拿这种文章（《运命论》）与所谓唐宋八大家相较，同一说理，却是风度大两样了。譬如演说，八大家 （尤其是宋人）仿佛是揎拳掳袖指手画脚的演说家，声音态度可以使人兴奋。然而久听之后，不免嫌他粗豪过甚，没有馀味。如其不然，便是摇头摆尾，露出酸腐的神情。再不然，便是捏手捏脚吞吞吐吐一味的矫揉造作。倒还不如明朝有几个人的小品文字，尖新疏淡，好像不衫不履的人说两句俏皮的冷话，还易于受人欢迎。惟有魏晋人的说理文，才真是安雅和平，清谈娓娓，不矜不燥态度自然，使得听的人可以肃然改容，穆然深思。”

再举一个近代魏晋文的例子，即章太炎的文章。钱基博在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指出:“章炳麟敦尚古文。其文尚魏、晋,以淡雅为宗”。章写的《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》“徐锡麟，字伯荪，浙江山阴人也。幼挢虔，器过手辄毁，父憎之。年十三，挺走钱塘爲沙门，不合归。读书喜算术，尤明天官，中夜辄骑危视列宿，所图天象甚衆。又自爲浑天仪，径三尺许，及造绍兴地势图，然未尝从师受也。稍长，习农田事，闻崑山多旷土，欲往开治，不果。年二十九，以经算教于绍兴中学。二岁，转副监督。在校四年，弟子益亲如家人。顷之，以观博览会赴日本，得同志数人，且购图书刀剑以归。锡麟家东浦，在县西十五里，爲立蒙学，又规建越郡公学，爲惎者中伤数矣，卒不动。尝置一短铳，行动与将。时露西亚人逼辽东，锡麟闻之，恸哭。画露西亚人爲的，自注弹丸射之，一日辄试铳十数反。遭弹丸反射，直径汏肩上，顔色不变，试之愈勤。其后持铳有不发，发即应指而倒。锡麟始慕句践、项梁，欲保聚绍兴，且以观变。”一句一句都是短句，意思分明，没有虚词，句式结构古奥典雅。

国学大师钱穆，评论历史学家，颇有见地：“近人论学，专就文辞论，章太炎最有轨辙，言无虚发，绝不枝蔓，但坦然直下，不故意曲折摇曳，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，章氏文体最当效法，可为论学文之正宗。其次是梁任公，梁任公于论学内容固多疏忽，然其文字则长江大河，一气而下，有生意、有浩气，似效太炎各有胜场。其次陈援庵，其文朴质无华，语语必在题上，不矜才，不使气，亦是论学文之正轨。静庵之（王国维）文专就文论，不在章梁之下，而精洁胜于梁，显朗胜于章，然其病在不尽不实。又如陈寅恪，则文不如王，冗沓而多枝节，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至三四始为可诵，且多临深为高，故作摇曳。胡适之文本极清朗，又精劲有力，亦无芜词，只多尖刻处，则是其病。”

以上而论，章太炎魏晋文风，不枝不蔓，箭无虚发，是法律文的首选。梁启超的新民体，感情多于理性，偶尔使用。陈垣文风最适合书记员的记录，面无表情，按实记录。王国维文风则略浮，证据不足。陈寅恪文风非常会使用材料（证据），小中见大，可取。胡适的清朗白话文在我国台湾地区则还在继续“法律白话文运动”，以改革文绉绉的半文言以接地气。钱穆本人文章也写的很好，有桐城派之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