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百姓对行程码、健康码厌倦久矣。行程码通过手机信号定位，可追溯用户过去14天内停留超过四小时的城市信息，当途经城市存在疫情中高风险区时，行程码显示的城市名字后会出现“星号”标志。行程码掌握了用户的行动轨迹，可以追踪每一个人。健康码根据用户的核酸检测结果，赋予用户红码。黄码、绿码，就如交通管理的红绿灯，绿灯行红灯停，限制了人的出行自由。

行程码、健康码高度关乎用户的个人信息、自由。这些个人信息与自由，是受宪法与民法、刑法等保护的，不应受到侵犯。在疫情时代，出于防疫需要，使用行程码、健康码，是紧急情况下的行政管理，一旦防疫结束，生活回归日常，则相应的行程码、健康码也应该随之终止，以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以及正常出行。

12月13日行程码已下线，健康码何去何从则还未知。从实践来看，健康码有滥用之虞，譬如郑州银行事件中，相关人员把正常储户赋予红码，限制其出行。这种不当使用，是将健康码变成控制出行自由的工具，是滥用职权行为。也让社会担心，疫情结束后，健康码是否会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下来，以用于疫情之外的社会管理。以法理而言，健康码对公民的限制自由，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授权，故在疫情之后、修改法律之前，健康码的继续适用无法律依据，应该停止。至于将来是否彻底废止、还是在有限范围内的适用，应该通过立法来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