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浙江，过年聚会聊天时，频频听到乡贤二字。那些本地出身、在外地工作卓有成就的称之乡贤。根据影响力不同，可分为村贤、镇贤、市贤，有的市贤是政协委员。乾潭镇骑龙村绵延几里的山路路灯，就是村贤龚小平捐赠，价值几十万元。再如建德新叶古村成为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拍摄地，建德高铁站的建设，背后都离不开乡贤的参与。

以前也有先贤。从《建德洋源蔡氏宗谱》看到民国推事蔡成瑞传。蔡成瑞是清末明初孙蔡人（今乾潭骑龙村），出身于蔡姓大家庭。清末罢科举，设新式学堂，去杭州法政学校学习法律。毕业后，签发到福建闽侯地方审判厅，任南台分庭主任，后调任江苏吴县、江宁继续做推事。曾获司法部二等金质奖以及袁世凯的大总统嘉禾六等奖。该传是同乡“六等嘉禾章前浙江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同里弟笑庐包汝义”拜撰。

包汝义也是先贤。建德县志记载，包汝羲（1880—1950），字仲寅，号笑庐，建德乾潭人。清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考取官费留学日本，入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攻读理化博物科。1905年加入同盟会。1912年9月至1913年4月任浙江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校长，获教育部呈准颁发的中等学校校长六等勋章和奖状。1934年，全县遭特大旱灾，包派人到上海采购暹罗米，得省赈济会嘉奖“热心公益”匾额。

以上两人，都是读书改变命运，一个读了西式学堂的法律，一个去了日本留学。而他们之所以能传到今天，是因为有文字记载。其他没有文字记载的先贤，被湮没了。要留名，须有功业，还要有人记载。曹丕《典论论文》曰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

胡适鼓励普通人也写日记，因为这些日记，以后都是史料，后人可以得知当时的社会情况。譬如经济收入哪来的，吃穿住怎么样，受教育的情况，当时的法律制度等。这些是真正人民自己写的历史。从上面蔡成瑞传中，就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法律观念。蔡成瑞认为“法律是舶来品，王道不外人情，要与风俗人情习惯结合使用，故法律不足恃、人情不可没”，可见民国法律观念尚薄弱。

春节拜年时，聆听了很多长辈说的故事。他们有的已经九十多岁（经历抗战、解放战争、建国后各项运动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单干），他们的口述，就是一部农村发展史。有条件的，可以录音或者记下来，再与其他材料印证考证，写成一部小小的家庭史。

留心身边，也有乡贤。同乡杨斌教授，是西泠印社会员，澳门大学教授。昨天读其大作《海贝与货币——鲜为人知的全球史》，大开眼界。从没想到，从云南流入中国的马尔代夫海贝，是当时的第一个货币体系，使用长达千年，还差点成为夏商周的货币。盖云南是“三明治包裹的地区”（中原大陆、西藏地区、东南亚）的民族走廊，就如唐朝的丝绸之路，从中亚传来景教、伊教、摩尼教、祆教等。海贝是印度洋的，不是中国所产，但被中国利用，中国与世界是连在一起的。为何会这样？杨教授的结论是“是市场的力量，看不见的手”。《史记货殖列传》亦记载“夫山西饶材、竹、旄、玉石，山东多鱼、盐、漆、丝、声色皆中国人民所喜好，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。故待农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？岂非道之所符，而自然之验邪？”知古鉴今，浙江小镇的富裕，民营企业的发达，也是基于市场经济的规律。

春节喝酒，想到李白“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”，高翥“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到九泉”。其实，酒早就化掉了，惟有诗歌（写者）留其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