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年来，朱征夫代表（以前当过全国政协代表，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）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。认为“寻衅滋事罪的种种弊端时刻侵蚀着法律的根基，其模糊性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权利义务的合理预期，也会导致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。”朱代表的意见很有见地，本人赞同，理由如下：

寻衅滋事罪最大的问题是破坏罪刑法定原则。罪刑法定是指，每一种犯罪行为都应该有明确规定，譬如盗窃与抢劫，规定的很明确，一种行为一个罪，民众有预见，司法有判断。但现在的寻衅滋事罪，是口袋罪，把诸多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定此罪，严重扩大化，背离了罪刑法定，导致出现一个罪名包含几十种行为模式，包罗万象，深不可测，沦为滥权之虞。

在逻辑上，寻衅滋事罪也与其他多个罪名重合，难以区分。根据刑法第293条，寻衅滋事罪是指：(一)随意殴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(二)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情节恶劣的；(三)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；(四)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。

分析上述规定，第一项随意殴打与故意伤害罪部分重合，第二项的辱骂与侮辱罪部分重合，第三项的强拿硬要与抢劫、抢夺部分重合，任意损毁与故意毁坏财物罪部分重合。第四项起哄闹事，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、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、交通秩序罪部分重合。而该罪真正独立的元素是追逐、拦截、恐吓他人，这些可以设立一个单独的恐吓罪（或妨害自由罪），以保护人民的人身自由与安全。

此外，今年朱代表还提出“建立前科消灭制度”，也很有见地。目前最大的问题是，家人犯罪影响后代工作机会，譬如不能报考公务员。这是商鞅株连制度的移风，对后代不公平，也违反罪责自负原则。事实上，只要对个别特殊公务岗位予以限制，普通的岗位都可以放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