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9日，中纪委、国家监察委、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5起行贿犯罪典型案例，表明正在推进行贿受贿一并查。其实，在香港行贿受贿早就一并查，而且是同等的量刑标准。香港《防止贿赂条例》第4条，就把行贿与受贿行为并举。其第12条规定“任何人犯了本部所订罪行，可遭处罚如下 ——(a)一经循公诉程序裁定 ——犯了本部所订其他罪行者，罚款$500,000及监禁7年；及(b)一经循简易程序裁定 ——犯了本部所订其他罪行者，第6级罚款及监禁3年。”

内地刑法对行贿受贿理论上也是一并查的。刑法第164条规定“对非工作人员行贿罪”，是指商业行贿。第389条规定“行贿罪”，是指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。但在量刑上，对行贿犯弹性很大。刑法第390条规定“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其中，犯罪较轻的，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，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，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。”

以前的刑法对行贿处理的不重，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刑法理论“即行贿受贿隐秘，证据往往是一对一，为侦破受贿，须鼓励行贿者告发，故告发后可以从轻处理，包括不处罚。”实际上该理论问题很多。从实践来看，行贿者是否会供述主要是个人特质决定的，会供的总会供，不会供的也难供，与处罚轻重关系不大。其次，放过了的行贿人，还可能继续行贿。按下葫芦浮起瓢，受贿案件还是多。所以近年来，该理论也在反思，要廉洁，必须一并制裁行贿犯，不能放纵。又，以前行贿主要是现金，现在都是电子交易，有转账记录，更好查。于是综合利弊，行贿也一并严查了。

刑法中，检举他人可以减轻刑罚的立功制度，在各国很少见。也要反思。因为一个人犯了罪，就该被处罚，在本案中有立功表现，减少司法资源损耗，可以从宽处罚。但检举与他本人无关的犯罪，可以减轻个人罪责，是难以构成因果关系的。就在古代，唐律疏议的“立功”，也是只限于本案，不包括对案外的检举。案外的检举，打击犯罪，是公民义务，不应是罪犯的减刑之路。

这次公布的缙云假立功案件，就很典型。该案，陆某担任某县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期间，非法收受财物4.82万元。为了逃避罪责，陆自首，且举报他案的张某行踪。因之，被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罚。后来检察院发现，陆举报张某的线索，是行贿20万给辅警后获得的假立功。于是检察院提起抗诉，案件再审，陆被以行贿罪与受贿罪并罚。该案的受贿金额不高，而为了逃避处罚，行贿金额几倍高于受贿金额。而原审判免予处罚，也是陆某利用了举报别人可以减轻自身罪责的规定。实践中，买假立功线索，无不与立功的范围过大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