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职业需要，律师要不断起草法律文书，包括但不限于起诉状、律师函等，记者则不停写报道，包括时评。两者有相同的地方，基本是记叙文，要写清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等。不同的是，记者报道事实，可以带着细腻的感情、呈现人事的细节，目的是舆论监督。而律师写法律文书，是实用文书，通常有固定格式，以记叙事件为主，穿梭在事实与法律之中，夹叙夹议，目的是代表当事人的立场说服社会或者法官。所以，从可读性来看，记者之文，更细密更精彩，律师之文，则粗犷简单实用，略显枯燥。那么律师的文章该如何抓住读者的眼球，从而更具有影响力？不妨向记者学学，尤其向民国的老报人学习。

端午期间，在家读了《中国新闻社会史文选》，里面有从先秦到当代的150篇经典文章，近现代选的都是知名报人大作。以余之见，这些报人的文笔各有千秋，譬如陈布雷文风温和、不急不缓，储安平政论犀利，张季鸾文章开门见山（先亮出观点再论证，如先出判决结果再看主文说理），徐铸成娓娓道来，黄远生写的绘声绘色。尤其值得一提的邵飘萍与林白水的文章接地气，他们能出名，确实名不虚传，邵文辛辣，林文带有评书味，而且两位都为新闻事业殉职，更令人感念。

以邵飘萍最后一篇文章（绝笔）为例。《京报》刊出《飘萍启示》如下：“鄙人至现在为止，尚无党籍（将来不可预定），既非国民党，更非共产党。各方师友，知之甚悉，无待声明。时至今日，凡有怨仇，动辄以赤化布党诬陷，认为报复之唯一时机，甚至有捏造团体名义，邮寄传单，对鄙人横加攻击者，究竟此类机关何在？主持何人？会员几许？恐彼等自思，亦将哑然失笑也。但鄙人自省，实有罪焉，今亦不妨布之于社会。鄙人之罪：一不该反对段祺瑞及其党羽之恋浅无耻；二不该主张法律，追究段、贾等惨杀多数良民（被屠杀者大多数为无辜学生，段命令已自承认）；三不该希望取消不平等条约……”——这篇启示，一个字也不多余，也不可少。文笔自嘲与辛辣，几点意见正话反说，非常有力，很容易俘获读者的注意力。

再看林白水写的《官僚之运气》：“狗有狗运，猪有猪运，督办亦有督办运，苟运气未到，不怕你有大来头，终难如愿也。某君者，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‘肾囊’，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，亦步亦趋，不离晷刻，有类于肾囊之累赘，终日悬于腰间也。此君热心做官，热心刮地皮，因是有口皆碑，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（财政）总长，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?”——林因这篇文章被军阀杀害。文章如评书，神形兼备，入木三分。林白水办过《杭州白话报》《中国白话报》，白话文写的很好，而且是传统文言中进化来的纯粹白话文，不是沈从文式五四以来的欧式白话文。

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律师文章在实用之余，若有趣味性、富有文采，则必能发挥更大效果。民间就有“笔杆子里出大状”的说法。其实，律师办案，办的是当事人的人生，感悟的是人性，每个案子都是一个故事。以亲身经历的事件作为素材，写出的东西必然深刻、也是社会想知悉的第一手的有用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