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的李某，因在职业技术学院读书的15岁女儿被副院长猥亵，愤怒殴打了副院长，致其鼻骨骨折，头面部软组织挫裂，构成轻伤二级。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，后经长沙望城区检察院审查，认为该案事出有因，且有自首等从宽情节，决定对其不起诉。而副院长因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。

见到伤害亲人的仇人，忍不住愤怒，或痛骂或殴打，是人之常情。就算是抓小偷，抓到时，也会忍不住拳打脚踢或大骂一番，以泄愤。对于这些行为，社会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，只要不要造成伤残等严重后果，就不会追究责任。如果造成伤残，才会追究法律责任，因为已经涉及私刑。私下报复，法律不许。而本案，虽然造成轻伤二级，还是不起诉，是因为猥亵未成年人会极大激怒父亲，其次最重要的是，还有自首情节，自首是可以依法从轻或免除处罚的，所以检察官决定不起诉，有法律依据。

这种情理法冲突的案件处理，在古代就有著名的争议。武则天时代，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尉赵师韫杀害，徐元庆为父报仇，杀了赵师韫，再去投案自首。对于这个儒法冲突的案件，陈子昂写了《《复仇议状》，认为按照法律，擅自杀人要判死刑，按照儒家经义，为父报仇要表彰，故处死后再表彰。柳宗元不服，写了《驳复仇仪》，认为陈子昂的观点自相矛盾，应该看赵是否该杀，该杀的无罪，不该杀的有罪。再后来，唐宪宗时代，发生类似的富平人梁悦为报父仇杀人案，韩愈写了《复仇状》，认为要酌情处理，即“ 凡有复父仇者，事发，具其事申尚书省，尚书省集议奏闻，酌其宜而处之，则经律无失其指矣。”

以现代的法律来评价上述的三个观点，都有问题。陈子昂的表彰死刑犯，自相矛盾，最不可取。柳宗元赞成私人报复的私刑，架空法律，亦不可取。韩愈模糊法律的明确性，也不行。现代法律的不允许私刑，假如有私刑无罪，则法律荡然无存，同时法律也考虑到事出有因，可在一定范围内宽恕，故对此案件的处理是，兼顾情理，从轻处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