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北京、上海的两起继承官司中，因无继承人与遗嘱，都出现了国家拿遗产大头，远亲分得遗产小头的现象，难免给人以吃绝户的社会观感。

北京的案件是，41岁的女士因病去世，留下价值三四百万的房屋与一些动产。未写遗嘱，也无丈夫孩子，父母早逝，没有继承人（法定继承人是直系亲属与兄弟姐妹，不包括其他旁系血亲）。女士的姑姑、叔叔、姨姨、舅舅等旁系亲属纷纷现身，要求分割遗产，因为民法典规定“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，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。”同时亦规定“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，归国家所有”。昌平法院判定，房屋归国家所有，街道办作为房屋新主人，将房屋用于公益。其他财产酌情分配给生前帮助过的人，其中叔叔比例最高，约20%。

这个判决，法律上没有问题。情理上则为女士可惜，辛辛苦苦挣来的财产，本来是肯定有所安排的，因没有写遗嘱，被依法分配，这样的分配是其生前所愿吗？以社会常识度之，假如生前分配，一定会会把财产留给她所爱的人，或者对她帮助过的人，或者她所愿意奉献的事业，譬如定向捐赠等。

上海的案件是，一位独居老人去世，留下430万元遗产和一套市区房屋无人继承。经过法院判决，部分遗产归扶养较多的堂弟夫妇，剩余房产被认定为无主财产收归国有。此案亦是上海首例民政部门申请认定的无主财产收归国有的案。老人的堂弟夫妇认为自己对老人的扶养义务较多，要求分得遗产。法院最终判给他们130万元，但未允许再分配老人名下的300万元存款。

这个案例，也是国家拿大头，远亲拿小头，法律上没有问题。因为实践中对于扶养人分配遗产的比例，向来不高的。

这两个案子，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是，一是要重视遗嘱。遗嘱能如所愿分配财产。不过，这涉及到文化问题。传统儒家文化是未知生焉知死，讳言死，以为不详，所以预立遗嘱的少。二是是否扩大继承人到叔舅姑姨，对此可以调查研究。独生子女的一代，亲戚本就少。把财产留给亲族，还是留给国家？是一个选择。只是，国家比较抽象遥远，亲族至少了解或见过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