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风险也是很大的，一不小心，就会卷入。一种是消极卷入，譬如泄密。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后，把嫌疑人的口供向家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转述，就可能泄密，造成相关证据湮灭或者相关人员逃亡。律师应该对具体案情守口如瓶，告知他人的只能是法律程序或概括性的案情，不能说具体以及细节，避免反侦查。可是实践中，有的律师可能经验不足，有的可能以为律师费是家属付的，就不免会多说几句，甚至与家属探讨起案情来，那是自造危险了。另外一种是积极卷入，就是代入感太强，最常见是的找到证人后，见证人说不清楚，就替证人写个证言提纲。这是相当危险的，搞得不好会被指控辩护人伪证罪，轻则会被罚款等处罚。律师对证人是不能下指导棋的，而是要让证人自己如实陈述，把耳闻目睹的事实说出来。

我国大陆地区，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阅卷权，只能向侦查机关的承办人员口头了解案情。承办一般不会多说，甚至不予接待律师，所以律师从承办处了解案情很有限，想泄密也没机会。但在我国台湾地区就不同了。台湾的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阅卷权，知悉指控案情。其刑事诉讼第33条之1规定“辩护人于侦查中之羁押审查程序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，得检阅卷宗及证物并得抄录或摄影。”同时第93条第2项规定“侦查中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有羁押之必要者，应自拘提或逮捕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，以声请书叙明犯罪事实并所犯法条及证据与羁押之理由，备具缮本并检附卷宗及证物，声请该管法院羁押之。但有事实足认有湮灭、伪造、变造证据或勾串共犯或证人等危害侦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、身体之虞之卷证，应另行分卷叙明理由，请求法院以适当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辩护人获知。”实践中，该阅卷权属于限制阅卷。尽管如此，律师通过阅卷，可以获悉大部分的案情，从而有更高的保密义务。

律师界总有不自律的，或者被金钱诱惑而的，尤其是诈骗案件、贩毒案件、有组织犯罪案件等，委托人或相关人士会想方设法从律师口中获取第一手信息，从而采取对策，以逃避法律责任。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日前在研讨会直指，被告律师在侦查中羁押审查程序有阅卷权，成为泄密关键。并给出统计数据，2017年4月（赋予律师侦查阅卷权后）至2025年3月，约8年期间，起诉泄密律师案27件、缓起诉11件，合计38件。38件中，毒品、贪渎等5件以下，诈欺、组织、洗钱有20件，占比达52％；起诉的27件，以程序区分，声押阅卷后泄漏信息者占55％最高，陪同侦讯后泄密者占24％次之；以行为态样区分，影印或拍摄卷证将信息外泄者占72％最高，其次则为口头或抄写等方式泄漏占29％。

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台湾律师泄密主要是阅卷后泄密，以及陪同侦讯后泄密，即书面或口头知悉案情后，告知第三人，从而自己也卷入。大陆律师的泄密则主要是从嫌犯口中或承办交流信息后泄密。所以说律师的辩护，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也要忠诚于法律，不能因为家属或第三人支付了律师费，就予以告知案情，那是自招风险。台中检察官对于防止泄密的对策也很有意思，建议给卷宗打上水印，或者只许检阅抄写，开完羁押庭后统一销毁。然而，阅卷后案情都已经在律师脑海中，销毁载体是防止不了泄密的，只能靠律师的职业伦理来保证。律师界也总有害群之马的，泄密不免矣。从制度设计上看，要彻底不泄密，除非不让律师知道案情，但律师不知道案情也就无法辩护。为了平衡法益，不得不一方面让律师知悉案情，一方面又要其保密（一旦泄密，则严肃追责）。可见，刑事辩护律师必须严格自律，避免制度性带来的风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