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国台湾地区，有个女当事人（职业是医师），因离婚，与前夫打了多个官司。有个官司是吴法官审理的。女医师不满判决，就去查该法官的家庭地址，还真查到了。于是，女医师把一个外面印着“内有巨款”的红包，装入塑料做的假金条，寄给法官。法官的妻子收到了信件，感到威胁，报警。  

警方开始侦查，锁定女医师后，到她家搜索出，还有3个假金条红包（外面印着“黄金万两”），与寄给法官的红包字样、颜色、形状几乎相同。最重要的是，警方采集了女医师的指纹及唾液，与寄给法官的邮票上的DNA相符。 

女医师不认罪，说信件不是她寄的，假金条、红包外文具店都有的买，法官收到后也没有啥损害，至于指纹与唾液是强制采证，违法的，而且采集样本后存放多日后检测，可能污染证物，也可能遭移花接木。  

合议庭没有采纳女医师的意见，认为强制采集，无须当事人同意，测得出DNA相同，说明样本没有被污染。综合搜出的假金条款式、DNA鉴定，认定信件是女医师寄出，遂以非法利用个人资料罪，判其徒刑四个月。  

窃以为，这个案子的关键是DNA检测同一，故能认定寄件人。以常识论，法官报警后，侦查机关会与他一起排查可能的嫌疑人，那些不服判决的当事人，尤其是曾经表达不满的，就会被列入重大嫌犯。然后，最关键是采集DNA，对上了，就破案了，如果对不上，认错了，那破不了案，还要赔偿损失。 

再看被告的辩护策略，也有些问题，假如专业评估DNA没法推翻的，那不如认罪认罚，争取从轻处理。如果真的不是被告寄出的，那也要坚定无罪辩护。不要一方面是无罪（没有寄出），另一方面是罪轻辩护（认为没有造成危害）。这种备位辩护，属于中庸辩法，效果不佳。别人往往会反问一句“你自己认为是无罪，还是有罪的？”难以回答。 

最后在法律上，寄信给法官，明显是带着报复性的恐吓，但没有取财，定不了敲诈。这种案件，在大陆地区，可能就是一个治安拘留，即骚扰他人。而在台湾的个人信息保护比较严格，就以此法来判刑了，因为私下获得他人个人信息，并不法使用，是有社会危害性，足以成罪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