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一起离婚案，传得沸沸扬扬。 

妻子在家中安装监控，称三个月内拍到陌生女子80多次上门，并以此为据，起诉丈夫离婚。一审法院认为，两人虽是夫妻，丈夫同样享有隐私权；妻子私自隐匿安装摄像头，具有严重的不法、背俗性，因此对这份证据不予采用。法院最终仍判决离婚。妻子不服，提起上诉。 

妻子的说法是：她在自己家里装监控，拍下丈夫出轨的证据，不应被认定为非法证据。“我在自己家装监控，拍下的证据就成了违法证据，那我该怎么证明丈夫对婚姻的不忠？”至于为什么隐匿安装，她说是为了美观，不想破坏家里的装修。“我在自己家安装摄像头，为什么会被定性为严重不法？”

拆开来看，这是两种权利的冲突：一边是夫妻之间的知情权，一边是个人的隐私权。妻子想知道丈夫在做什么，有没有背着自己做不法的事。丈夫则认为，卧室起居属于个人隐私，不能被监控。如何平衡法益？这份监控证据采不采纳，归根结底取决于法律的价值取向。 

窃以为，摄像头装在哪里、对准哪里，至关重要。装在卧室、卫生间，与装在客厅、门口，性质不同。同样是拍人，卧室和卫生间可能拍到私密部位，属于高度隐私。本案的摄像头装在卧室电视线路的插线口，拍到了不少陌生女子的面部和走动，但受角度所限，没有拍到私密部位（据媒体报道）。这恰好是隐私权与知情权可能重叠的灰色地带。

此时，法官的价值取向就格外重要：是隐私权优先，还是知情权优先？保护一方，就意味着另一方让步。一审倾向保护隐私权，认为不能以这种方式取证，今后捉奸的难度就会加大；反之，若倾向保护知情权，卧室里的监控只会越来越多。孰轻孰重，这就是判决背后的逻辑。 

一审法官这样想，二审法官会怎么想？这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围，二审目前尚未判决。但无论一审还是二审，判决书的说理都至关重要：争议焦点要摆出来，权衡过程要写清楚，结论才经得起社会的检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