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这个案件的“管理”概念争议，一下子想起了维特根斯坦，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。

这个案件的案情是，西部一个盛产美女的山城，沾亲带故的三男三女，到长三角来淘金。他们不是提供正当的劳务，而是提供美色来卖淫。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，引来嫖客，上门服务。长三角这个城市是全国有名的扫黄打非城市，他们才干了一两个月就落网了。公安以容留介绍卖淫罪刑事拘留。到了批捕阶段，检察院以组织卖淫罪逮捕。

容留介绍与组织，这两个罪大多情况下可以区别，但少数情况也会出现重叠。2017年两高《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规定：以招募、雇佣、纠集等手段，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，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，认定为"组织他人卖淫"。

以该解释对照上面案件。这三男三女本是个体，有人起头汇聚起来，所以纠集是成立的。他们属于家族性的亲朋好友关系，内部没有威胁、胁迫等强制行为，所以控制是不存在的，他们是自愿达成了一个违法犯罪的卖淫联络协调协议。所以重点就在这个团伙内部有没有刑法上的管理行为。如果有管理行为，那么就可以定组织。如果没有管理行为，那可能就是介绍。

司法解释对“组织”概念做了两层的界定。控制（对人）：使卖淫者难以脱离，如扣证件、设债务、罚款、暴力威胁、限制外出。不要求暴力，经济和规则上的控制也算。管理（对事）：安排、调度、定价、分成、考勤、定规矩，使卖淫成为有秩序的运营。体现稳定的支配关系。

组织卖淫罪的刑罚远重于容留、介绍，是因为组织化、规模化会放大危害。区分的关键是：行为人是否居于支配地位，使卖淫成为受其安排的体系。按照这个思路： 出租场地，收租金，不过问内部 ，无支配，属于容留；只牵线，带客找人 ，属于介绍；老板制定规则、分配客人、抽成、扣证件 ，控制加管理，属于组织 。 "妈咪"受雇安排排班、分客、传达规则 ，有管理行为，再看是核心还是辅助，辅助可能是协助组织。

司法解释“管理”两个字没有做出解释 还需要再解释。而再解释，直接涉及到罪名种类。

维特根斯坦说过，语言的界限，即思维的界限，这句话出自他早期的《逻辑哲学论》："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"。该书前言里更精确的说法是：这本书要划的不是思想的界限，而是思想之表达的界限。界限只能从语言内部划出，界限之外的东西是无意义。后期的维特根斯坦《哲学研究》则修正了该观点，放弃了概念"精确的界限"。概念的边界本来就是模糊的，逻辑不是水晶般纯净的东西，意义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用法，不取决于与事实的对应。

以维特根斯坦的早期与后期理论来理解上述的“管理”。早期理论，从概念出发，确定其内涵和外延。比如说，管理是一个规则体系，上有指挥，下有服从。后期的理论则是动态出发，管理的概念本身是变动的。要在具体的情况下来确定。譬如说，刑法上的管理与社会上的管理概念是不一样的。刑法针对的是，团伙不能够体系化做大做强。如果有促进做大做强的行为，那可能就会被认定是管理。这两个理论与刑法上的文义解释、目的解释类似。文义解释就从概念出发，目的解释就从立法的目的出发。两者有时候会矛盾的。矛盾的时候就难处理。

以维特根斯坦的上述两个理论来界定本案。总结为一句话，就是该案中的团伙是不是有专门对卖淫嫖娼立规则，形成一个模式或者套路。如果有模式套路，那么就可能被定为组织。没有模式套路，只是沾亲带故之间“互助”，只是介绍。当然，维根特斯坦的语义逻辑在法律适用中还要遵循法律规则，即有疑义时，疑点利益归被告。理解解释要遵从先例，以前判的绝大多数组织案件都是有强迫特征，或是强迫再加上管理，没有强迫行为而单独以管理来定的少，因为实践中很少存在这样的团伙。

如果把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写入辩护词，也不知道检察官和法官是否会感兴趣？可以试一试，多点知识，多点解决问题的途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