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张培鸿律师，在微博上给同行提醒“最近为了迎接新刑诉法的实施，很多看守所都在忙着装修改造，重点是律师会见室，要点是埋设监听监视设施。从下个月开始，律师会见真的要当心了。”——律师法规定，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时不被监听，新刑诉法第37条也是如此规定。目的是为了维护律师与当事人的信赖关系，以充分交流案情，提高辩护的质量和效率，从根本上保障律师制度。但看守所显然把经念歪了，既然不能监听，那就来个视频监控，并美其名曰“保护律师的安全”，而实际上是在处心积虑破坏律师与当事人的交流，让律师战战兢兢，本质是一种胁迫。所以说，徒法不能自行，一个好的立法，还需要一个善意的执行者，否则好法律也会变坏。正如沈家本说的“执法在人，法贵得人。有其法者，尤贵在其人矣。大抵用法者得其人，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。用法者失其人，法即宽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也”。

此事虽小，却能反映出司法的诸多问题：其一、没有司法独立，没有宪政，执法者只会听领导，而不会以法律为唯一的上司。其二、既然不能监听，当然不能监控，这是常情，但看守所钻法律漏洞，既然没有禁止监视，就可以监视。可见，立法本身也不够周全，没有兜底条款，以及规定违法的后果，导致法条被恶意地利用，却无可奈何。其三、对律师的敌视思维还没转过来为。事实上，律师与警方不是敌视者，而是分工不同，各司其职的法律人。律师应该尊重警方的侦查权，警方应该尊重律师的辩护权，从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得益彰，不枉不纵，实现法律的公平，但现实中，警方却是一己之大，视律师为敌手，本质上是藐视法律的特权思想。

目前社会，非法监控滥用严重。一方面是公权力的滥用，譬如王立军案就因非法监控，被起诉滥用职权罪。最新爆出的太原公安局长为护子，也滥用技术手段去监控他人手机。另一方面民间的非法监控大行其道，甚至出现专门反监控的人士，从办公室、车辆、住宅中去清除监控设备。这些，都让人人人自危，没有安全感。因此，在法律上限制监控是有必要的，否则公民就没有隐私而言了。就当前来说，严格限制刑事诉讼中的监控，是一个重点。新的刑诉法规定了技术侦查，但没有规定违法技术侦查的法律后果，这是立法败笔，就如没有牙齿的老虎，是吓吓人的，违法者可以肆无忌惮，因此根据实践经验，应该完善该规定的：第一、技术侦查要受第三方监督，譬如检察院的审查，第二、违法技术侦查的，轻者行政处罚，重者以滥用职权罪处理。如果，才能保证公权力的正当使用，而不被假公济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