卖淫是违法行为，即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的“卖淫嫖娼”，严重的涉嫌犯罪，即《刑法》规定的组织、引诱、介绍、容留卖淫罪。然而，法律并没有对“卖淫”作出定义，导致争议。这也反映刑法立法的不严谨，光有条文，缺乏解释，则操作性不够。

近日，广东高院审判了一个富有争议的案件：一理发店店主，雇请多名按摩女提供色情服务，检察院以“涉嫌组织卖淫罪”提起公诉，随后又以“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”为由撤回起诉，3被告人无罪释放。广东省高院的意见是，该案中被告人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涉案场所只提供“打飞机”、“洗飞机”、“波推”三种色情服务，不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。。根据刑法学理论，卖淫是指以营利为目的，与不特定的对方发生性交和实施类似性交的行为，不包括单纯为异性手淫和女性用乳房摩擦男性生殖器的行为。

而这个案件之所以起诉，是因为公安部的“卖淫”标准更为广泛。2001年公安部对广西自治区公安厅《关于对以金钱为媒介的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如何定性的请示》有明确的批复“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、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，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，对行为人应当依法处理。”

可见，因为刑法以及立法解释、司法解释，没有准确定义“卖淫”的概念，于是公安有自己的理解“标准”，而法院则以法理来解释“标准”。这两个标准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都是无权解释，都不是真正的标准，真正的标准应该是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或者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。且公安的“不正当性关系”，弹性太大，还需要再解释，而法院的所谓“刑法理论”也是一家之言，并非共识。所以这两个标准，都不科学，需要有权机关，斟酌实际情况，定一个客观的标准。

而是否把“色情服务”纳入刑法的“卖淫”，不仅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，还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。就如治水，对这个自古及今的社会问题，是“堵”还是“疏”？社会各界都要思考。达成共识后，形成清晰的规范，如《唐律疏议》一样写下来，定分止争。